信息化战争是在信息化、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要素变革所综合构成的新战争形态。认识信息化战争，需要把握以下四个新概念。
战略控制
在信息化时代，随着国家力量和军事力量的体系化程度极大提高以及心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增大，战争目的不再绝
从本质上讲，战略控制就是通过“物理―信息―心理”的全领域作战，取得“物理―信息―心理”的综合效果。它不是对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否定，但与传统目的有重大区别：更注重削弱敌组织和进行战役、战略行动的能力；更注重创造敌人“有力量但不能行动”或“能行动但没有效果”的态势；更注重破解敌军事体系；更注重在心理上控制敌人、制服敌人。
决策优势
战争不仅是作战力量的对抗，也是指挥决策的较量。在信息化时代，随着政治集团对战争的态度更加慎重、战争本身日益成为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巨系统”、人们掌握了先进的情报手段和运筹计划手段，参战方越来越重视提高决策质量，夺取决策优势。美军《2020年联合构想》明确要求“利用信息和知识优势夺取决策优势”。
决策优势包括速度优势、质量优势和灵活优势，核心是质量优势。实现决策优势的关键是精确决策。精确决策就是把战争当作“工程”进行规划、设计和管理。包含三大内容：精确认知、精确筹划、精确指导。
精确认知，就是全面、准确、详尽、及时地掌握战争信息。与传统的情报搜集和分析相比有三方面的变化：一是信息范围宽；二是信息项目细；三是信息精度高。精确筹划，就是对战争行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进行全面、周密的设计和安排。精确指导，就是按照量化的、可操作的指标和要求指挥、指导部队行动，不仅仅是用原则和思想指导。
精确决策以先进的技术手段为物质基础。主要包括：空地海天电一体、军方与非军方结合的侦察控测网络，信息管理与仿真演示系统，作战模拟系统和辅助决策系统。同时，以完善健全的决策机制为组织基础。要求决策机构具备多部门、多业务领域结合的综合性，由专门人才和理论构成的专业性，决策权和决策程序高度统一的权威性。
道义主动权
信息化战争的新特质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层面上，同时也表现在政治层面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强权政治攻势，强制推行“民主化”进程；国家向国际组织合法让渡部分主权得到普遍认可，被西方国家利用来作为强权政治的掩护；国际法成为人们判断战争、确定对战争的态度的重要标准，构成了任何战争都不可回避的法律环境；传媒、通信业高度发达，深刻影响人们对战争的了解和认识；等等。这些因素造成：在信息化战争中，政治领域的较量十分激烈，焦点集中在道义主动权的争夺上。
道义主动权，是指参战方“正义形象”所获认同程度的优势，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局部战争看，道义主动权斗争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战争正义性的认定标准呈现多元化，西方国家经常利用这一趋势，肆意抬高其他标准，用以否定被侵略国家维护主权的正义性。二是斗争手段和方法更加丰富。包括：运用精确打击和“非致命打击”战法；尽量避免攻击平民目标；攻击对方政权“非法”、“独裁”和“不人道”；等等。三是战争的内在性质和外在展示出现悖意。由于西方国家垄断传媒，并采取强大的宣传攻势，在多场战争中都出现了“得道少助、失道多助”的反规律现象。在未来战争中，必须高度重视争夺道义主动权斗争，通过多种措施，努力将战争的正义性质转化为道义优势。
战略制衡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具有绝对的不平衡性。西方发达国家在军事信息化进程中已经领先一步，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初级信息化军队与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队“隔代对抗”的局面，而且，还奠定了在未来进一步保持优势、甚至增大优势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必须立足于信息化条件下的以弱抗强，确定和实施“战略制衡”的总体方略。
战略制衡，是指在与强敌的非均衡对抗中，不绝对追求大规模摧毁敌力量体系、夺取战场全面优势，而是着眼于战略上的胜利和主动，运用有限但有效的力量，积极作战，制约对手的力量发挥，给敌造成有限但致命的损伤，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有利的军事条件，迫使敌放弃敌对企图，求得战略上的相对平衡。
战略制衡概念有三个要点：一是保持和运用有限但有效的抗衡力量，不绝对寻求全面力量优势，但应达到局部均势或局部优势，要有对对手进行有限致命伤害的能力。二是确立限制对手而不是消灭对手的作战指标，在战场上主要谋求有限摧毁、瘫痪、压制、威胁和干扰等效果，最大限度限制敌作战体系的效能。三是对敌施加“不对等伤害”，不求大规模歼灭敌人，不绝对要求己方损失小于敌人，但坚决给敌造成超过其心理承受底线的损失，并始终保持对敌作战力量和重要目标的威胁。在必要时，不惜付出比敌更多的损失和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