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历史小说作家，恐怕知道海峡那边有个叫高阳的人很多，知道海峡这边有个叫高光的人很少。高阳和高光，听名字像两个孪生兄弟，他们相同的是殊途同归，都写历史小说，不同的是高阳的名气大，高光的名气小。当然，我们说名气大或名气小，那只是现在时，那么将来时呢？这就不好说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便是名
上世纪九十年代，高光的名字突然从文坛消失了，却有个叫“熊沐”的人在武侠小说领域异军突起，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这个熊沐用十年时间共写了40多部85册武侠小说，一个系列装了整整两大纸箱，摞起来，比半个人还高。这些小说中仅被港澳台、新加坡、美国、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等购去海外版权的，就达33部。国内有评论家在读过熊沐的武侠小说之后，曾惊呼：“总觉得是中国大陆的金庸出现了！”其实，当时这个写武侠小说的熊沐，就是写中短篇小说的高光。后来高光自己说，他一时兴起写武侠小说，是不满中国武侠小说的套路，不甘让金庸、梁羽生和古龙三分天下，发誓要重新走出一条中国武侠小说的道路来。
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写武侠小说的熊沐重振旗鼓，又突然杀进历史小说领域，一次性向出版社交出了《秦王恨》、《西施泪》和《虎符》等三部历史小说，还交出了他准备写40部历史小说的详细篇目，让人再吓一跳！不过他书稿上的属名已不叫熊沐了，又叫高光。2003年春天，昆仑出版社迅速出版了这三部作品。读过这三部历史小说的人，都说高光的历史小说写得别具一格，既不失文学的纯厚，又兼容了大众的口味，几乎包含了现代小说的全部元素；决不像某些历史小说那样只拘泥于史实，文字枯燥干涩，故事拖泥带水。高光要求自己必须行文短促，简捷，干净，保持充足的文学性，凡别人用过的事件和细节，能避开的全部避开，不能避开的，也要审视出新意来。也许是创作武侠小说的功底在起作用，高光的历史小说宽广浩大，跌宕起伏，从头至尾锋芒毕露，充满悬念和动感。不夸张地说，打开高光的这些作品，你马上能获得一种阅读的快感，如同面对一颗熟得恰到好处的西瓜，它们皮薄，肉脆，刀刃一碰，便哗地裂了开来。
高光写历史小说有着自己严谨的态度，独到的思考。他说，当人们用现代人的目光审视和寻找历史小说的突破时，大多把力量用在对于人物的重新塑造上，他们把故事离奇化，把人物细腻化，把情节深入化，把心理现代化，这造就了影屏、银屏上许多的新历史小说。他们力图在诠释历史上下功夫，把历史进一步现代化了，使得历史看上去越来越尴尬，无数人的解说形成了无数个版本与故事，历史的真面目被弄得似是皆非。究竟应该怎样去写历史呢？他认为，虽然小说的现代化是必定的，当现代人在解释历史时，也必定要用现代的心态去描述古往，但在历史小说中，历史人物的真实，首先应该是人性的真实，个性的真实，说到底，是要老老实实地去写真实的人。不能以那些离奇的事件为主题，以对旧闻轶事津津乐道为目的。当然，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但高光就愿意这样费力不讨好地去做这件事。比如写秦始皇，大家都在写他的得失，写他的残暴，写他做君王时的狠毒，做皇帝后的功过。但没有人注意到秦始皇由于从小缺少父爱，是个性格残缺的人，是刻意要在人世间寻求父爱的人。高光的《秦王恨》就以此为核心，集中写秦始皇如何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渐渐长大，又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阴暗、多疑和暴戾。直到在咸阳称帝，他才蓦然发现，原来他要寻找的父亲，就是他自己。因此，秦始皇在人生中虽然做了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在他的人生轨迹中，却依然还是一个古怪的孤儿，承受着最大的痛苦和悲哀。再说《西施泪》――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关西施的传说很多，写西施的书也很多，但所有传说和书籍中的西施，都是男人世界中的西施，男人目光中的西施。男人世界和男人目光中的西施是什么呢？是红颜薄命，是祸水，是权谋者的尤物。
最近出版的历史小说《孔子》，是高光写得最用心用力的一部，也是最厚重最有思想文化含量的一部。写历史小说敢于以孔子为对象，这足以说明他是个不惜向自己的能力大胆挑战的作家。让人欣慰的是，在这部小说中，高光第一次突破了写孔子的极限，把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写得栩栩如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做事的孔子，做人的孔子，不是千百年来凝固在《论语》中的那个孔子。
写历史小说不猎奇，不卖弄，只认认真真地写人，用生动曲折的故事写人，这是高光历史小说的最大特点。从他的小说中不光能读到史，还可以读到活生生的人，读到作家的感悟和他对于人生哲学的一些深层次的挖掘――能做到这些，已经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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