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国务院委派，曾在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源，驻上海）任监事会主席三年。这期间从2000年11月至2001年4月底，先后三次近100天住在上海衡山宾馆。周围环境优雅，交通便利，附近有小花园，锻炼身体很方便。服务人员待我们很热情，房租、伙食较便宜。那是一种简单的日子，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监事会同志们
监事会的同志，完全是按规定的伙食标准安排一日三餐。当时按中央企业工委的规定，监事会在北京以外的企业工作，视同京外出差，可以住招待所，也可住普通饭店或宾馆，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为50元（特区80元）。从当时上海的收费情况看，这样的标准有些偏低，即使像招待所性质的衡山宾馆，伙食费较低，但最低的散客伙食也得85元。那35元的差额怎么办？有几个办法：一是中午在企业食堂吃饭。我们是周一至周六在企业上班，中午同企业普通员工一样吃份饭，每份10元。二是吃“差额”。个别同志家在上海、无锡，有时节假日回家吃饭；有的同志偶尔吃亲友的请饭，可省出一点伙食费。这样统算，每天50元也就差不多了。
这样的伙食标准，在衡山宾馆当然也只能吃家常菜。多素少肉，不吃海鲜，吃点淡水鱼算改善生活。
菜的质量一般，数量又少，大家都相互谦让，非常自觉。衡山宾馆像我们这样的伙食标准，人均不够一个菜，紧紧巴巴不够吃。我们这个监事会，只有我一个老年人，办事处主任陈琦良同志40多岁，其他几位都是30多岁的青年人，正是能干活、能吃饭、长身体的年龄，他们一般要吃两三碗米饭，往往吃饭过半，菜已净光，只好以汤下饭。其实，那汤也是名副其实的汤，没什么“内容”的。大家又很客气，盘子里往往只剩一两口菜，也要让来让去。看着这个样子，我这个做领导的，不禁一阵阵心酸！
至于饮料，是从不问津的。像我们这种最低伙食标准的客人，宾馆是赚不到钱的。人家是营业性宾馆，总希望客人用些酒水，从中盈利，是情理之中的。宾馆赚钱少，要影响服务员的奖金，看得出来，几位年轻小姐对我们的服务态度显然是由热变冷了，对此，我是很理解的。我们对这些年轻人没有丝毫的抱怨。
不过，也有那么一两位年纪稍大一点的服务员同志，对我们很同情，很客气。时间长了，熟悉了，这些同志甚至还对我们有点“特殊照顾”。有时看我们盘中的几样菜吃光了，居然主动为我们加个素菜，或加个豆腐，不加钱。有时候我们还发现，我们菜的质量明显提高，数量也有增加，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一个小“秘密”：有时宾馆有宴请，服务员同志就从宴请的大菜中给我们匀出一点，帮我们改善伙食。出现以上情形，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了！我对这一两位给我们以“特殊照顾”的服务员，自然而然地也就不叫“小姐”而尊称“同志”，那是有一种“志同而道合”的感觉。我觉得她们是理解我们的，还有什么比理解更宝贵的呢！其实，她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国务院派到企业来的，也不知道我们在华源是做什么工作的，她们不是看客人消费多少、官位高低、背景如何而决定对客人的冷暖炎凉，她们对我们的热情，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感觉。她们有时还向其他客人作这样的介绍：“他们是华源（集团）的，可节省了，连饮料都舍不得喝。现在少见了。”
在衡山宾馆的那些日子，我经常想到宋朝一位被称为“英杰俊伟人也”的陈刚中，他写过这样一首七言绝句：“客舍休悲柳色新，东西南北一般春；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作客异乡，在旅店过着一种清淡的生活，居然遇到一两位并不见钱眼开的人，居然还是非常普通的服务人员，不歧视你，不冷落你，不挖苦你，还居然能想点小办法给你点小照顾，正如她们自己所说的“现在少见了”。几年过去了，回想起那些日子，我依然觉着很温暖，的确有那种“东西南北一般春”的感觉。
这样的生活，我是很满足的，其他同志也毫无怨言。天天有白米饭吃，有新鲜蔬菜吃，总还有点肉、鱼下饭，这样的伙食，姑且不说“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也姑且不说忆当年，三年自然灾害如何，就是同现在一些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比，我们这样的伙食也是天天过年了。
住衡山宾馆，经常碰到北京一些中央机关出差上海的部长、司局长、处长们，大多认识，有些很熟。同样是国家公务员，同样是因公出差，往往又同在一个餐室吃饭，他们的伙食标准显然比我们高多了，当然是应该的。我们监事会的几位年轻人，虽有议论，但从不攀比，从来没有什么奢望。恕我不恭，只想说一句：如今一些宾馆、饭店客人们吃剩的那些饭菜，也要比我们几位点点滴滴吃下去的要丰盛得多！
中央对我们这支队伍有特殊的、非常严格的纪律要求。有“六要、六不”行为规范，其中就有不得接受企业的招待、宴请，不得接受企业送的礼品，不得接受企业任何名义的补贴，等等。我们监事会的每个同志都严守纪律，勤奋工作。我经常对同志们讲：“宁可失之过严，不可失之过宽”，“不可因小失大”。我们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大家做的比说的更好。
在我担任监事会主席期间，考虑过向有关部门反映工作人员出差标准偏低的实际情况。以后同其他同志斟酌再三，还是决定不反映了，因为我们国家财政困难，需要解决的难题很多，我们应该体谅国家财政的难处。
从1998年4月至2003年3月，我先后在五个国有大型企业任稽察特派员、监事会主席。我特别怀念那五年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宴请，没有招待,没有前呼后拥的闹猛，没有喋喋不休的恭维，没有毫无实效的繁文缛节，没有任何场面上的寒暄、应酬。大家专心致志地、高度集中精力地工作，还可挤出一些时间读书学习。其实，生活算不上艰苦，朴素是实实在在的。肩负的重任，严明的纪律，紧张有序的工作，清静、淡泊的生活，充满活力的民主气氛，团结和谐的友爱集体，坦诚、奉公的工作关系，超脱灵动的工作方法，等等，有这些就足够了。那五年，觉着过得很充实，心情特别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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