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朋友问我：“文先生到底有多大岁数了？”现在我可以确切地告诉各位：文怀沙，1910年1月15日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南。文老自称“倘论公岁，四十颇有余，五十尚不足”，白发白须，满面红光，面对着满座高朋或谒堂学子侃侃而谈，滔滔乎无循词，那是90多岁的老人吗？谁能说这不是当今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不过，当我不知所措地引用“文坛”一词时，也许文先生会有意见。他从不认为自己是文坛中人，或者说很难有人说得清，文先生是哪一个“坛”上的人。对他来说：“就连有没有讲坛也无所谓”，三五知己，一杯清茶，谈古说今，有时满屋是笑语飞扬，有时沉默如铁。社会对文先生的关注似乎是随着他的年岁与时俱增的，这几年他越来越忙，演讲、写作、书法，哈尔滨、深圳、上海、新疆来回地飞，还要远赴日本、美国、加拿大讲学，岁月终于没有绝情地彻底埋没一个大智者，人已老，才华却依然年轻。为什么会有此等评价呢？也许这与文先生的治学虽以楚辞名世，然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又写得一手古意盎然的字及格调别具、斜枝旁出的美文有关系。
文先生的学养，对楚辞及不少古典名篇的惊人的记忆及洞察为海内外所惊羡，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的范畴内，一切都是历史的延续，他总是用多情而锐利的历史的眼光来观照现实，这使他变得清醒、智慧，有时甚至有点吊诡，而且幽默。他坦陈自己“内心里有太多的污垢”，他告诫自己寿者多辱的原因便是依老卖老。他跟我说过一番话：“我常常害怕友谊不会长久，有时候很好的朋友忽然因为道不同而不相为谋了，多么可惜！”我还记得，文先生在前几年经常提及的有一位青年诗人送给他的一句诗：“他的心里孤独如石”。我亲见过文先生饱蘸浓墨在四尺整张的宣纸上挥毫写道：“盖凡大善智识者，必含大千慈悲，咸见慕道沉痛”。
文先生便是一个行走了近百年的慕道者。他告诉我，有的沉痛不是层累叠加的包袱，而是一种删节――促使你删去亢繁，个人一时的得失、虚荣和虚名之类。
文先生喜欢用极富古意的声调诵读新作，与朋友一起分享，也听取各种意见，一字一词往往斟酌再三。文先生总也写不完的有一部分文章是序跋之类，那是本可作为应景文字而成篇的，但先生不然，凡是答应下来的一律慎之又慎一改再改，饱含着对艺术、友情和生命的热爱，而且总是能闪烁出思的火花。比如《有感〈情祭〉》是这样开头的：“‘老来多健忘，惟不忘相思’，看来情感的记忆比起理性的记忆，寿命要长得多。”而作结的是莎士比亚的一段话：“恋爱的使者应当是思想，因为是比驱散山坡上阴影的太阳光还要快过十倍，所以维纳斯的云车是用白鸽驾驶的，所以凌风而飞的丘比特生着翅膀。”
文先生有一篇文章，我曾听他读过五遍，是先生的得意之作，那是文先生为自己禅精竭虑精心编辑而成的《唐诗宋词书画典藏集》所作的序言，其中议论风生，推陈出新之佳句，可谓目不暇接，而全文加标点仅604字。我“五听”之后又细读，先生在这篇短文中先是对晋陶靖节之赞誉：“有晋陶靖节一人，便足?仰百代”，那是毫无保留的了。然后是对南朝沈休文的评价，一反历来以为沈氏声病说执论偏狭之说，并探沈休文声病说的渊源所在――梵音之辨――先生说：“南朝沈休文，善悟梵音，创浮声切韵之学，厥功奇伟哉！”才有李唐时的诗星闪耀：“纷纷从律法中吟味自由”，“仿佛飞鸟入林，啁哳争鸣，咸以栖止于和谐世界为绝妙境界”，先生认为自如自在并非自缚，“大匠胸次，不废绳墨”，“于是遂有金相玉振尽得古今体势之杜律焉”。杜甫、李白而降，词乃代兴，文先生认为，使词与诗并列能卓然成大家气派的，“实肇自绝代才人南唐李钟隐”，即南唐后主李煜（公元937－978年，字重光，号钟隐 ，“将万斛泪血化为一江春水东流，上脱花间绮艳，下开苏辛雄风。”先生认为李钟隐是南唐词圣。
这是一篇小引短序，但可以见到文先生对弘扬国粹的深情以及诸多独到的见解，用论者傅光的话说是：“为后代诗学研究，立一等轨范，开无数法门”，在我，则总是听完、读了文先生的文字后赶紧补课，找来久已不读的李后主的词于深更半夜吟诵再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再读的意味真是不同从前了。
就这样，我坐在文先生的旁边听他说听他读也与他一起沉默，直到茶几上新泡的天目山绿茶从热气腾腾成为一杯凉茶。我打量着古朴、庄重的先生，他的皱折，仿佛正有思丝在爬行，还有沙岸与涛声。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礁石》的短文，那是在恩师艾青逝世之后，写一处陌生的海岸上的两块礁石，在各自的裂缝中怀抱着去年之雪，还有已经废弃的渡口，一根不再有缆绳牵挂的木桩……海潮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两块礁石淹沉，但只要露出头来，它们便相望着，你甚至可以耐心地期待那礁石脚下的螺号会发出声来：“艾青！”“怀沙！”……艾青和文怀沙先生是至好的朋友。
有一次我和文先生一起下楼，在等待电梯时，他面壁轻声吟哦：“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那声音很轻很细又很绵长，先生的眼眶是湿润的。我们一起走去到一家粥店喝粥，先生对我说：“天冷了，你要多加点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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