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年快过去了,你能否对大家颇为关注的宏观调控谈谈看法?
陈东琪: 今年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文件中,都在“宏观调控”前加了“加强和改善”。这是反复考虑后确定的。因为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的经常性工作,属于常规行为,不只是紧缩,更不是全面紧缩。有紧缩,也有扩张,紧缩和扩张都是调控,就跟开车一样,运行中,有点刹,也有加油。经济运行中,对那些过快的、腿长的行业、部门,比如钢铁、电解铝、房地产等工业和建筑业,要从紧;对那些薄弱的、腿短一些的行业和部门,如农业和服务业,要放松。两个方面都要“加强”,但“加强”用力的方向不同,方式方法也不同,不再用“一刀切”的老式宏观调控做法,这样,宏观调控的内容、方式方法就都得到“改善”。今年宏观调控的实际工作就是这么样来做的,取得了各界都认可的成就。当然,今后特别是明年的宏观调控,还要在“加强和改善”上做更多、更深的文章。
记者:今年宏观调控的成就主要表现是哪些?
陈东琪:概括讲有三个字:快、稳、好。今年GDP增长估计稳定在去年9.3%这样一个比较快的水平上,没有向上加速,经济避免了“总量过热”,又没有出现高通货膨胀,CPI有4个月超过了5%这样一个“警戒线”,但由于加强宏观调控,果断、及时,后来下来了,全年估计在4%以下。同时,就业也是最近几年完成得最好的。实现9%以上的经济增长,城镇新增900多万就业机会,而只有4%以下的物价上涨,是“快”和“稳”的完美结合,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成就。
记者:“好”的表现呢?
陈东琪:首先是“三农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是全年的大亮点。一年开始,中央就发了专门支持“三农”的1号文件,全年出台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措施,粮食增产,农民增业、增收,扭转了连续数年粮食减产、农民低收的局面。这是第一个好。
第二个好是投资和消费增长不协调有所改变,两大内需协调得比较好。一方面,通过把好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控制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加速势头,从年初的50%左右估计降到年底的27%左右;另一方面,消费需求扩大,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估计增长13%左右,比去年加快。现在来看,投资增速还有点快,消费增长速度也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水平,实现这两大内需的均衡,还要做进一步的工作,但今年为明年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第三个好,是三次产业的增长比上年要均衡协调一些了。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长减速大概减1-1.5个百分点,农业加速两个多百分点,从去年的2.5%提高到今年的5%左右,服务业从去年的6.7%提高到今年的9%左右。这个变化的好处在于,既改善了结构,特别是服务增长提升了产业结构,又有利于缓解煤电油运矛盾。记者:第四个好是什么?陈东琪:是效益好。老百姓,企业,政府的财政,今年的收入都不错。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估计将分别增长10%左右和7%左右。各类企业反映,今年的利润增长明显,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利润估计要增加三成以上。政府的财政收入现在看来增长25%是没有问题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的增长都很快。
记者:今年宏观调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何明年还要继续实行?
陈东琪: 前面讲既快又稳又好,当然是相对的,是和去年相比,是和前几年相比,总体来看,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还不够稳固;某些领域、某些地方还存在盲目扩张冲动;粮食增产、农民增业增收还缺乏长期的机制性保证;产业发展的协调性不很好,结构矛盾还比较突出,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水平低,服务业发展水平低,这制约了国家整个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度提高,环境污染量在不断增加;明年经济增长如果减速一个百分点左右,就业矛盾会比今年突出;全国城乡的社会事业发展仍很落后,社会保障供给不足;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减速,这会使我们的外需环境趋紧;等等。为了解决这些新情况、新矛盾,明年还要提“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就是说,宏观调控这项常规工作还要下更多的功夫,还要做更多的事情。
记者:您几个月前提出下一步宏观调控要过好“两难关”,现在您还这么认为吗?
陈东琪:我讲的过“两难关”的意思是,既要控制通货膨胀出现持续上涨,又要防止经济增长下滑过多、过快,就是说,一个是控制“物价上行”,另一个是防止“经济下行”。最近几个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宏观调控的内容和方式作了一些必要的微调,“两难关”的压力比第二季度前后要小一些了,但是,物价上涨的因素有的减弱了,有的可能在加强,比如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明年比今年会要强一些,对此不可松懈。如果货币、信贷、投资和工业下降过快、过久,经济增长下降就会加速,这是明年在处理经济增长、物价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时,要重点注意的,要做更多、更细致的工作。
记者:请谈谈“双稳健”的操作。
陈东琪: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将明年的财政政策从“积极”调整为“稳健”。而且我认为,“稳健财政政策”恐怕也不只是用一年,可能要用几年,就跟1998年提出“积极财政政策”一样,当时只考虑用一两年,结果实行了6年左右。
“稳健的财政政策”在明年的具体操作是,长期建设国债少发一点,但不能停,因为还有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来完成,比如修乡村公路,修农村水利,增加公共医疗卫生设施,支持东北和中西部加快发展,以及其他经济和社会事业所必须的公共建设投入等。这是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呢?都有。主要是政府财政增收能力提高,这种提高的增收能力不应当只转化为人头费开支,还要考虑用于支持长期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在上个世纪加速发展期是这样做的,很成功,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不仅对长期可持续增长有利,而且对支持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都有直接的意义。记者:货币政策操作呢?陈东琪: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操作比稳健财政政策的操作更有弹性一些,灵活性更大一些,在年度“稳健”框架内,季度、月度可以有松紧变化。基本原则是,要灵活运用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和窗口指导等手段,保持必要的货币流动性,防止信贷环境恶化,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货币、信贷条件。利率调整要特别谨慎,要密切注意经济增长、就业和物价的变化趋势,要用频繁微调方式。汇率也是这样。
记者:明年宏观调控还应当注意些什么?
陈东琪:主要是操作好“双稳健”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精神是“稳”,是平稳、稳重、稳健。但是,“稳”并不是说货币、信贷、投资、工业和经济增长速度越下降越好,要把握好“度”,今年控制这个“度”的着力点是防止上升过快,明年控制这个“度”的着力点是防止减速太快。向上和向下的调控都有一个度的问题。另外,要继续坚持结构性宏观调控。产业方面,要在稳定农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方面做更多文章;需求方面,要在增加消费需求方面做更多文章,核心是提高城市重地收入者和农民的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要素关系方面,要在增加就业上做更多文章,大力发展就业弹性较大的第三产业,是宏观调控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