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被称之为后思之学，哲学工作也因此被看作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理论反思工作。作为哲学的一个构成部分，伦理学当然也具有这种“事后”反思的理论特点，更何况诸如恩格斯这样的哲学家还曾特别指出过，人们的道德观念总是或多或少地滞后于人们的道德生活实践。从人类心理（意识）发生学的意义上看，这样说不无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人类生活创造之于人类道德观念或伦理学理论所具有的持续不断的挑战性和前沿性，更不能因此否认这两个方面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甚至，由于当代人类道德生活及其世界图像的日趋丰富与复杂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张力。恰恰相反，承认这两个方面或领域之关系的复杂性，与正视人类道德生活实践日益丰富、复杂、具体乃至日趋技术理性化所产生的理论挑战，正是我们认识、理解和重构现代新型道德观念，进而理解和重塑我们道德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所必需的前提。
人类文明的年轮已经进至21世纪。自上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的道德生活同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发生了值得关注的变化：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公共（行为）管理科学等新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趋凸显及其给全球政治秩序与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以及，由于上述社会基本因素的刺激或变革所导致的“现代性”文化价值危机―――诸如，经济实用理性对人类价值理性（尤其是道德推理）的严重挤压，民族―国家政治意识的过度强化所滋生的“文化政治”对现代民主政治的严峻挑战，后现代意识对整个“现代化”观念意识形态（尤其是对“现代性”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甚至瓦解；“终结”“国家意识形态”与“强化”“社会意识形态”的两极争端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当代宗教观念和社会一般价值观念的分化与紊乱；等等，都对当代人类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方式产生了异常复杂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道德生活世界已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困局：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已不足以料理今天的所有道德问题―――尽管无论如何她依旧是我们赖以应对道德生活问题的基本资源之一；新的道德文化资源又尚待创造、尚待获取普遍有效的价值认同；更为严重的是，现代道德文化本身的生长已经因西方启蒙运动之“道德谋划”的破产和当今文化多元冲突的加剧而遭受支解，成为某种“支离破碎”的文化“碎片”和软弱乏力的语词“修饰”。要走出这一道德困局，显然首先需要重建我们的道德文化和道德理论，而要实现这一双重的重建目标，则首先需要我们的伦理学工作者走向当今道德生活的前沿地带。
就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世界和中国伦理学知识世界而言，伦理学的前沿焦点主要汇聚于三个领域：伦理学理论本身的前沿开拓或创建；应用伦理学研究；以及域外伦理学研究的前沿视野。毋庸讳言，中国伦理学的知识现状已经远远落后于我们的道德生活实践，其知识开拓和理论创新已是迫不及待。对于我们的伦理学知识来说，面对大量道德现实问题而无能为力，实在是值得当代中国伦理学界认真反省的首要课题。在今天的知识社会里，由于伦理学作为一门特殊人文学知识的文化局限和功能限制，我们也许不能再期待一种全能的伦理学知识体系，但是，探索和建构一种或诸种具有现实解释力和价值约束力的道德理论或伦理学类型，却不仅是可以合理期待的，而且也是当今中国伦理学界的一份不容推脱的理论责任。应用伦理学的产生和凸显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道德事件。由于现代知识的专业化、专门化、专家化和专利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应用性知识对现代知识社会的宰制，道德伦理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专门的行为技术问题，比如，生命医学伦理（克隆技术作为其前沿实例）问题；网络伦理问题；公共健康伦理和管理伦理问题等等；这一切都使得许多实际的道德问题牵涉到甚或内含着大量的专业技术难题，尤其是具体的行为技术与一般道德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问题。而且，随着当今知识社会的发展，这类问题还将日益增多、日益复杂。这就意味着，具有技术实用特征的应用伦理问题将会或者已然成为当代伦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其重要性与紧迫性只会强化，不会减弱。还应当承认的是，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伦理学界在伦理学基本理论创新和应用伦理学探究两个方面，都已经远远走在我们前面。因此，当代中国伦理学界的另一个急需探究的前沿领域，就是弥补和加强我们对当代域外伦理学发展的前沿了解，并努力创造出足以与域外伦理学界展开对话和交流的理论资源。就此而言，开放的学术姿态与独特的学术理论资源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知识社会里，没有开放的学术视野和姿态，一如没有自身独特的学术资源和理论特色，都不可能参与当代社会的知识竞争和文化创造。
（本文是作者为《伦理学前沿丛书》写的总序，编者作了一些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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