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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媒体的低俗之风再次抬头,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对此,社会各界反映强烈,不少专家和读者或纷纷来电致函本报,或接受采访,他们大声呼吁：“如果任其蔓延,终将导致民族文化根基的销蚀和瓦解。”
走进书店,《我一丝不挂》、《女人床》、《不想上床》等充满挑逗的书名不时跳入眼帘;某些荧屏,阿Q上演三级片等胡编乱造剧堂皇播出;小报小刊,血腥、绯闻随处可见;点击网站,八卦新闻常常以假乱真……这是当下部分媒体低俗化的缩影。不可否认,这些媒体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吸引受众眼球,不惜大肆炒作明星隐私绯闻,渲染色情暴力,注重感官刺激,迎合猎奇心理。
据报道,自美男、美女作家亮出“下半身写作”之后,北京某知名女作家今年又有了“胸口写作”提法,宣称：女人的乳房是很敏感的,是女人最漂亮的位置,胸口写作对男人充满了诱惑力,“令人胸口发涨”,并有“想要做点什么的冲动”。一些出版社以“性”为旗,推波助澜。杂文集取名《忍不住想摸》,励志书叫做《绝不裸奔》,探讨幽默的文集名为《美女危险论》。
在读者的意见中,有一位山东的读者来稿指出：“以炒星为例,在一些媒体上,不仅新闻成了‘星闻’,很多版面和节目时段几乎被明星包了。它们以恣意渲染明星的‘性事’,恶意炒作明星的绯闻,热衷宣扬明星之间的血腥打斗为乐事。更有甚者,某晚报的‘娱乐新闻’专版,以较大的篇幅详细记叙了男女演员是如何拍‘床上戏’的,简直无聊至极。”
在胡乱改编红色经典被叫停之后曾一度收敛,最近却又沉渣泛起。如某地播出的啤酒广告竟拿屈原“开涮”,念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正要投江,一位打扮洒脱的现代年轻人劝道：“人都死了,你还能求索啥”。而在低俗之风的大合唱中,有一种现象更值得警觉,即颠覆历史,挑衅民族信仰与情感,在这方面“垃圾派”诗群可谓肆无忌惮,有意识地消解、玷污神圣。如《我要把我的像挂在天安门》,他们声称就是要“塑造耐人寻味的‘反英雄’形象”。
一份针对媒体低俗之风的调查材料显示,近来的重新刮起的低俗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性”为卖点,球打“擦边”;二是戏说经典,亵渎先贤;三是轻薄死者,漠视苦难;四是“狗仔”没羞,“八卦”无限;五是渲染暴力,满足猎奇;六是丧失立场,沉迷时尚。
媒体缘何重刮“低俗风”
面对这股重新刮起的“媒体低俗之风”,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他们在表现出更多的不满和焦虑之余,也提出了很多理性的分析与思考。
被采访的专家们认为,市场经济鼓励竞争,但同时也难免出现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只问经济效益、不管社会效益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认为 “我们正处于经济转轨期,多种文化大潮的冲击使不少人迷失了方向和目标,庸俗化的社会思潮病态繁荣。作为时代文化的载体,媒体也就不可避免染上低俗的习气。这股低俗之风的回潮,就说明庸俗化侵害媒体有多深。”
低俗之风不仅侵害到传统媒体,而且还蔓延到新兴媒体上。来自河南淅川的读者罗文撰文指出：“手机彩铃的出现,也夹杂了很多低级无聊的内容。本人曾打过一个电话,传出来的话是‘机主正在裸奔,请稍后再拨’,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此外,还有什么‘黑社会打劫,所有人都不许动,人都站左边,妖都站右边,人妖站中间,说的就是你’等等”。他认为,如何设计彩铃,已不单单是个人兴趣和爱好的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到文化环境的问题。
许多专家认识到,由于媒体业发展迅猛,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未经过专业训练,不具备媒体工作的素养,不能真正认识媒体的任务。这就使得有些媒体的所作所为偏离了它在公众中应有的形象。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雷跃捷所说：“他们把媒体当成一个饭碗,而忽略了媒体具有的教育、认识、审美功能。而某些管理者对媒介性质的认识,在竞争和经济的压力下也开始偏颇,过度强调了媒体的产业属性,而忽略了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社会属性,从而造成低俗之风的再度复返。”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中国高校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黄会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些媒体不顾受众的审美需求,只管营造个人化的艺术金字塔;不问受众的审美感受,只求最高的商业利润,甚至不惜追腥逐臭;不管受众的审美情趣,只要满足少数人感官刺激的娱乐消遣,用这种庸俗的低级成品上市以取悦读者和观众,其实是文化缺失症在媒体上的表现。”
媒体应做先进文化传播者
针对媒体低俗化所带来的严重恶果,许多专家和读者看得很清楚。中国文联副主席、文艺理论家仲呈祥道出自己的担忧,他说：“人们对快感过度单向度的追求,容易造成精神意象上的痛感;无节制的刺激,势必造成感性审美的失调;导向上的急功近利、金钱至上,必然导致艺术创造力的缺失和艺术生命力的衰竭。如果没有控制和反思,感官刺激就会像激素一样使受众兴奋不已、无法自制,最终使艺术生产者和接受者都在一片喧闹声中滑向自卑的深渊。失去美学的导引,片面追求快感,娱乐最终将变成愚弄。”读者陈炀谈到 媒体从业者至少要守住职业道德的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每件作品公开前,是不是都想一下,你愿意自己的家人孩子看到吗 ”
因此,媒体应是社会环境的守望者,更是先进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向大众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引导大众接受什么样的文化,是媒体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雷跃捷认为：“媒体确实可以为国民经济创造财富,但它更承担着提升公众道德文化水准、维护祖国语言纯洁、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等功能。媒体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尹韵公说：“当人们对文化选择出现多样化、对一些事物无法进行清晰判断时,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做出健康向上的导引,以培养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民族品质。”
他们认为,抵制低俗,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因为低俗之风的产生,原因很复杂,包括社会思潮的庸俗化,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新旧体制的转换,部分从业人员和受众素质的局限等等。因此,杜绝低俗之风需要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常抓不懈。
他们建议,必须大力宣传并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导媒体增强政治观念、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其次,进一步加强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审美修养,鼓励传媒自律、自尊和自爱,追求崇高,远离低俗。雷跃捷等专家也都强调,除了媒体加强自律外,要建立杜绝遏制低俗之风的长效机制。近日,广电总局向社会公布《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和《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对广播电视从业人员的道德取向、素质要求和工作方法提出明确要求。此举赢得了社会的肯定,也为其他媒体做出了表率。
仲呈祥强调：“媒体应该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神圣职责――传播文明,传播先进的历史观、健康的审美观。把服务于人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以提高受众的精神境界为归宿,防止单纯追求所谓热点、消极迎合某些人不健康的文化品味。在鼓励提倡媒体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价值观、审美观创作的同时,还要培养造就全民族高尚、健康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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