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耀曾，字?西，云南大理人。1885年生于北京。1938年7月26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3岁。
父亲1902年（17岁）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
1911年（辛亥年）武昌起义，父亲毅然中止学业回国参加革命，以云南省代表参加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民国元年）初成立了民国第一个立法机构―――南京临时参议院，父被选为参议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亲自参加起草了中华民国首次具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即后世所称《临时约法》，实现了父亲的政治理想，确立了国家的主权在民的立国原则及中央政制。1912年5月，临时政府和国会迁到北京后，父亲在北京临时参议院参加了重要法律的讨论、制定工作，并亲自执笔起草了《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的正式条文。
1912年7月父亲积极支持并协助宋教仁，实现了改组同盟会的主张，于8月成立了国民党（后世称旧国民党）起草“国民党宣言”。父任国民党总干事兼政务研究室主任。
1913年4月，按《临时约法》成立正式国会，父被选为中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并任全院委员长，同年7月国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父亲参加起草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即后世所称之《天坛宪法草案》。此时，父屡遭袁世凯威胁、利诱、追踪，而始终持正无惧，屹然不动。《草案》于1913年10月30日宣告完成，而袁氏于11月即宣布解散国民党及国会并追捕议员，父急避去日本；而作为民主共和政权法律依据的第一株幼苗《天坛宪法草案》就此遭摧枯残。
1914年父亲再次东渡完成帝国大学学业，获法学士学位。
1915年9月袁称帝，父亟南下走避。到滇后即协助蔡锷、唐继尧等，组成讨袁护国军，任都督府参议、参谋。
1916年6月，袁世凯忧恨而死，护国成功，恢复民国。按《约法》由原选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父亲被任命为司法总长。父亲首次出任要职，即蒙受官场黑暗之弊害。同船由云南到上海，袁某等私带云土。此案经查明与我父无关，但受军阀张勋利用攻击，我父一再刊登发表声明。通过此案件张耀曾体会到政治的险恶与欺诈。
1917年张勋进京谋复辟满清。黎元洪被迫出走，北京各系军阀纷争无止，南北分裂，国会解散。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的努力即此夭折，父亲主笔的《宪法草案》虽经此期国会修改讨论，基本完成，终致束置不问。
1921年美国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维护太平洋及远东各地持久和平问题。父亲乃结合其他同志组成“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研讨应付对策，并就如何伺机平息内战，复兴建国问题，著《救国之唯一方案》，载“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会刊（1921年11月）。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以后，再一次恢复了旧国会，按《临时约法》请前总统黎元洪复位。父亲被任命为“法权讨论会”会长兼司法总长。父亲多年来对军阀干政深有感受，对政治灰心，不久即辞去司法总长职，专致力于完善司法及法权收归人民的实际工作。任职5年，亲往视察12省区，所至指示周详。父念外国对中国法律不清，请专家将我国现行民、刑法，诉讼条例，商事法规，大理院判例，监狱实况，司法统计等，译为英文、法文出版，以使各国人士了解中国司法实况，主持编写《考查司法记》十卷，及《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二卷。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即“首都革命”）。在冯的支持下，父和黄郛、王正延等人组成临时内阁，共同摄行大总统职权，此为父第三次出掌司法，治安秩序赖以维持。摄政内阁尽管只存在几十天，却做了一件富有意义的事，即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1927年6月父辞去法权讨论会会长。
1925年，孙总理在北京逝世，全国更形混乱。此时父亲大疾一场。其间，观察当时官场奔竞之盛，而无礼访贤才之真诚。日记中“近日之事非求不得，绝无为事求才者”。他的书房即命名为“求不得斋”。元旦自撰一联曰：“不辞播种，不争收获，常求人是，常疑己非”，他的文集即以“知非集”命名。1929年初移居上海以律师为业，并任民法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一直为抗日而奔走，发表《敬告国人书》，于1931年12月在上海组织“上海国难救济会”。在此基础上又于1932年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此期蒋介石数次托人邀请，父未去，表现了不趋势之刚强正直，光可照人。1932年10月起草了《国际调查团报告及其批评》、《民国制宪史概观》等文，供学会讨论。
他做律师不只以此求生活。拟辩前必将法律各点彻底究明，“字字皆核实，句句欲锤炼”，能尽人所不能；敢言人所不敢言。在法庭辩论时，听众皆屏息，竟有低声呼好者，原有人对此案居反对地位，竟受感动而改变立场。在1930年，对日商三井洋行的讼争得到胜利，一时社会人心鼓舞，爱国民气大振。1936年11月“七君子”事件发生。父亲抱病日夜奔波于法院、警局和租界巡捕房要求依法保证“七君子”的人身安全。并担任沈君儒的义务辩护律师。
1937年以后，张耀曾因重病在身，仍困居在上海法租界寓所。
1938年7月于上海逝世，年不足54岁。在病榻上少言，而每开口必问“汉口无恙否”，年初在日历首页书写四个大字“民族复兴”。父亲去世后，我第一次走在门外马路上，感到世界怎么换了样。回忆那金光闪闪的往事：北京我家前院有一棵大枣树，每年打枣时，我们四姐妹总要把最大的“枣王”打下来留给父亲吃。夏天晚上全家都在院子里乘凉。我们四姐妹轮流给父亲捶腿，听父亲谈天说地；仰头看天上的银河，那星星，至今仍在我的心海里闪动着光辉。一次我突然发现一只蝎子向父亲的脚边爬去，我就哇哇大哭起来。冬天晚上在上海家中的小客厅里，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听音乐，这宝贵的时光是多么温暖幸福呀！以至小丽珠舍不得回房睡觉，却不知不觉地躺在母亲的腿上睡着了。父亲拍着我，叫我“小佛爷”……父亲对我们并未留下任何遗言。但对我们的经常教诲是“愿你们于家国，于人类为有用之人才”。他勉四珠女儿的诗中的几句话“辛辛尽吾时，不知有穷遏，恳恳尽吾能，不暇问收获”，一直在鞭策着我和我们的后代。他的名声不会从历史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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