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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冷战结束到后冷战时期的变化曾经引起西方学者的激烈讨论。如何以适当的理论来阐释和分析国际问题，对国内外学者来讲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中国学者应该站在一个什么视点上重新审视这个变化中的世界？
梁守德：我国学者十分注重从冷战结束到后冷战的变化，进行了较有深度的研究。他们以历史辩证法为方法和观察视角，对国际格局问题、单极化与多极化的关系、时代的主题、后冷战时期的基本特征等问题做了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他们还充分吸收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有益成果，结合国际关系的现实进行了整合式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中国式的综合思维的特点。这对我们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的最新变化是有益处的。
问：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西方学者不断地提出诸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理论，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些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我国学者应该如何作出自己的理论回应，并以此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
李义虎：近年来，我国学者一方面注重引进和吸收国外成果，另一方面开始重视创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在某种程度上讲，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超越了翻译和引介西方理论的阶段，进入了独立开展研究的新阶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了多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涉及“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东亚经济合作”、“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国家安全论坛”、“中亚五国”、“日本修宪”等重大问题。这些学术会议的举办，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国际关系学界与国外同行的学术性交流和合作，加深了相互的理解，也深化了对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以平等身份与国外同行站在一个学术平台上的认真对话，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和热点作出了自己的回应。
问：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特点以及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趋势，今后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领域有哪些？
李义虎：虽然国内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是展望今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和理论的发展，我们还面临着一些值得重视的挑战。今后，国际问题的研究重点是进一步加强学科的建设、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如对权力问题、国际格局问题、国际制度（国际机制）问题、地缘政治问题和无政府状态问题等的研究。同时，应该对重大的地区问题，如中东问题、朝核问题、欧盟一体化问题等的研究。还有，应该对大国关系，如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等的研究。这些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重要课题，也包含着理论上的成分。它们还与中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因此，应该从理论、战略、现实三个层面加强研究，以取得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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