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2002年泰勒环境科学成就奖的获得者,刘东生在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黄土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经常见
“他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中国黄土完整地记录了250万年以来全球古气候变化的历史,使中国成为古气候变化记录的最重要的档案库。”――E.Derbyshire(国际地质对比计划主席)
自1946年参加地质工作以来,刘东生在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地质学、青藏高原与极地考察等科研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我国在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中跻身世界前列。
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东生和青年们一起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有关黄土研究的3部著作,并提出了重要的“新风成说”。1958年,他发展了传统的四次冰期学说,使黄土与深海沉积、极地冰芯并列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三大支柱,为国际科学界所信服。1964年以后,他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的研究,将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结合起来研究,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对于刘东生的贡献,国际同行Alan Busacca给予了高度评价 “曾多少次,地质学家以及那些努力探索第四纪历史的学者们渴望着一个在完整性、时间跨度和详细程度可以与深海岩芯相媲美的陆相岩石记录……我们怎能想到,刘东生等通过中国的 约 200米厚、含30多层古土壤以及无脊椎、脊椎动物和早期人类化石的风成沉积的研究建立了整个第四纪时期的丰富记录 ”
“我很幸运,遇到一个水平很高的导师,使我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少走很多弯路。”――丁仲礼
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质系的丁仲礼考入了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师从著名的黄土专家刘东生。在老师的影响下,他一头扎进黄土研究,一干就是22年。如今,他已成为这个研究所的所长。
回忆起当年的野外考察经历,丁仲礼深有感触 “起初由于经费的原因,我们的野外考察还只是小打小闹”。1991年,他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5万元的资助。“那时候,这笔资助对我来说可是及时雨,让我第一次可以做比较大的项目。”
此后,丁仲礼的研究事业一直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与鼓励。1992年,他协助刘东生执笔完成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大项目的申请书,并在项目实施后负责组织管理工作。1995年,他又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2000年,以丁仲礼为学术带头人的“新生代地质与环境”研究团队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批“创新研究群体”之一并获得资助。
在刘东生所培养和提携的年轻人中,丁仲礼无疑是其中优秀的一位。据统计,在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刘东生共培养了14名硕士、37名博士和10名博士后,由起初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壮大为目前一个拥有20余名精兵强将,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科研创新团队。这个吸纳了丁仲礼、郭正堂、肖举乐、孙继敏、杨小平等10多名优秀人才在内的创新团队曾经和正在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包括 优秀中青年基金1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6项、重点项目3项、国际合作4项。
“几十年来,已经清楚证明刘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学术带头人、管理者、研究人员、教师和外交家……”――E.Derbyshire
谈到刘东生这位令人尊敬的同行、师长或学术带头人,同事、学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们都赞不绝口,大家都认为,刘东生不愧是一位“德学双馨”的学术大师。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位科学大师特有的学术敏感性、前瞻性和持之以恒的精神 他长期重视第一手资料的采集和科研平台的建设,为黄土研究提取了众多可靠的科学数据;他为人师表,治学严谨,在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上花费了大量心血,造就了一支富有科学文化传统、能打硬仗的人才队伍;他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善于学习、利用他人之长，丰富、完善自己的研究手段和领域……刘东生曾说过,他最喜欢马克思的一句话 “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受,有幸运能够致力科学研究的人应该首先拿他们的学识为人类服务”。正是以这样高尚的思想指导自己的科学实践,在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才能孜孜不倦,努力进取。作为国内和国际环境变化研究领域的重要领导者,刘东生很难有不想着工作的时候。如今,尽管年事已高,他仍领导、参与多项国家攻关、攀登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带领中青年科学家继续向世界地球科学和环境科学的高峰奋力攀登。（压题照片为刘东生院士的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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