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指导全党担负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纲领性文献，它对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通过长期历史考察，在党和政权的关系上，《决定》中有两个重要论断。这两个重要论断，不仅总结了中国的历史经验，而且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对这两个重要论断，人们有一个认识过程。第一个重要论断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过去人们在认识上有个误区，即认为有了政权以后将会一顺百顺，万事大吉。其实，作为一个政权的党，执政的担子很重，上至国计民生、安邦治国，下至百姓的衣食住行，样样都要管，而且管好并不容易。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表明，共产党执政以后在一段时期掌好权的还有一些，但长期掌好权的并不多。掌好权特别是长期掌好权，比夺取政权更不容易，甚至更加艰难。第二个重要论断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对这个论断的后一句话同样有认识误区，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才建立政党，而且实行的是多党制，哪个党执政，法律不能规定，要由大选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执政党，这是天经地义的，也是一劳永逸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一批大党老党相继失去政权，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中，共产党在“一夜之间”丧失执政地位，震动了全世界，说明这种认识是肤浅的错误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尽管原因复杂而且是多方面的，但是很重要的一条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体制僵化，执政能力衰退，最后被人民所抛弃。所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
二
中国的执政体制，是由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对同级国家政权组织领导作用的总和构成的。在这个体制中，要求各级党委都应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但最关键的是党中央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我们党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到1935年遵义会议时走向成熟，并在此之后先后确立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六大之后，又确立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几任领导核心，有很高的领导水平和很强的执政能力，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的繁荣昌盛为己任，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信任和爱戴。邓小平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坚强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出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他又说：“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核心，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原苏共恰恰在这个重要环节上出了问题。他们长期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始终未能从制度上解决。80年代中期，继几位年迈的领导人逝世后上任的新班子，打着“更新”、“重建”的旗帜，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使形势急转直下，危机四伏，政局动荡，并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压力下，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最后通过一场和平政变，导致苏共丧失执政地位，随之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三
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以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党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他对我们党、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我们党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使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发展阶段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今天，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包括借鉴和汲取西方政党的执政功能）的基础上，又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着眼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目的是使我们党在中国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长期执政。这对于指导我们党掌好权、用好权、长期执政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原苏共没有继承和发扬列宁主义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国内外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但是理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墨守成规，停滞不前，缺乏创新，长期处于僵化状态，失去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到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国内外各种思潮的影响下，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主动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长期僵化转变为自由化，让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最终导致丧失执政地位。
四
我们党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逐步形成和确立了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基本路线是在基本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基本路线（即总路线）是指党在一个历史阶段全局性的根本指导方针，它是关系全局、指导全局、决定全局的。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从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出发，确定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全局性根本指导方针，这是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创造。基本路线对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发展和胜利；基本路线错了，我们的事业就将遭致挫折和失败。我们现在讲的基本路线就是我们党通过长期探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形成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就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所提出的第四条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是：（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实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使社会主义本来具有的生机、活力和优越性能够发挥出来；（3）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5）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强国。实践证明，过去二十多年我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靠的是它；今后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还得靠它。因而，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胡锦涛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是在贯彻基本路线中从纲领目标上对它的进一步展开，是它的具体化。基本经验是在贯彻基本路线、实现基本纲领中所积累的重要经验。这四个“基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五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党一向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党执政后，加强执政建设，提高执政水平，必然要落实到全面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上。所谓全面，就是要德才兼备。提高干部素质的途径是在学习和实践中锻炼。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实践说明，一个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越高，工作也就越有成效。我们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治党治国的。学习中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一方面联系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改造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和个人的思想实际相结合，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知识，更是真理，学了就要信，就要用。除了学习理论以外，还要学习必要的科学知识，使之能够适应所承担的工作。尽管我们党的队伍中出现了一些腐败分子，但是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虽然在前进中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方面，但执政能力和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总体上是适应的。在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前，为了提高全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和总揽全局五种能力。十六届四中全会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五种能力。后五条比前五条的提法更明确，内容更宽泛，要求也更高了。只要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努力，把握住上述要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水平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提高。
六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向重视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正是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党通过革命斗争，夺取了政权。党执政后，面临着严峻考验。列宁指出，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脱离群众。手里有了权力，过分迷信权力，认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就会高高在上，把群众摆在可有可无的地位，脱离群众。须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兴衰存亡。党执政以后，要取得群众的支持，除了发展经济和文化，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早在1918年，列宁在同考茨基的论战中，针对考茨基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思想，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这个观点是就民主的实质讲的。因为从数量上来说，无产阶级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从质量上来说，无产阶级民主是劳动者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剥削者的民主。但是，从实质上高出百万倍到形式上也高出百万倍，使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是个长期过程。我们现在进行的民主政治建设，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实践证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比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更为艰难。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曾经有过不小的失误，如把民主只看成是手段，不作为目的；忽视法制建设，以政策代替法律；甚至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那种破坏民主和法制的严重失误。这个期间，党和群众关系受到了破坏，群众基础削弱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切实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认识，采取了许多新举措，如把民主既看作手段又看作目的，而且首先是目的，把它写在奋斗目标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法制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不懈地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力求做到该抓的要认真抓，不该抓的决不抓；等等。苏东剧变以后，我们认真汲取其教训，又把加强党的执政基础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如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新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逐步实现从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向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转变。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为了营造长期执政的社会环境，《决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党在长期执政中，最危险最可怕的是主要依靠力量边缘化。通过上述举措，必将开拓加强党和群众血肉关系、增强党的执政基础的新局面。
通过上述对我们党执政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回顾，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共产党执政以后，最重要的课题就是能不能执好政；执好了，就能巩固政权，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执不好，政权就将易手，得而复失，断送社会主义前程。因此，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成为党的建设的一项根本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这既是对执政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完成新世纪党的三大历史任务的新要求和新举措。如前所述，《决定》中所规定的五条执政能力，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全方位的。抓住它，就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带动党的各方面建设，带动国家政权建设，进而带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执笔：赵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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