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和教材编写，必须科学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
回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二十世纪前半期，科学社会主义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度取得胜利，震惊世界；二十世纪后半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创新。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一条适合当代中国实际、反映时代特征的“中国的发展路线”。我们知道，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巨大压力下，近代以来多少中国人，从不同的阶级和派别的立场出发，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里有以魏源、林则徐、龚自珍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革新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发展路线；有以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发展路线；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提出的带有农业社会主义色彩的发展路线；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维新变法”的发展路线；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三民主义发展路线和实业计划，等等。
历史证明，这些“发展路线”都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救亡、图存和发展问题。只是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党和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我国尔后一切进步和发展打下了根本的历史基础。粉碎“四人帮”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勇敢地领导党和人民，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同时纠正失误，在新的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放宽视野，从全球范围来看，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全人类都在谋求发展，特别是占全人类百分之八九十的一百几十个发展中国家，渴望摆脱贫困，得到发展。而关于发展的理论，从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可谓诸说繁兴。但毋庸讳言，当今世界上各色各样发展理论正面临困境以至于危机。这是因为，尽管各家各派，但作为主流的种种西方发展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要套用美国模式，以为靠这一条即可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至于非主流方面，比如一些激进的发展学说，又往往陷于另一种极端，主张与发达资本主义地区脱钩，主张“非联系型的自主发展”。结果是，没有哪一家发展理论能够成功地指导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发展。人们看到，只有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才真正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成功地一以贯之地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因而被证明是完全适合当代中国实际的。也正因此，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原来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才能够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背景之下，作为经济发展最迅速而且最富活力的国家之一站到世界发展的前列。
二十多年来，中国这条全新的发展道路之所以能独树一帜，生机勃勃，关键是它蕴含着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的丰富内涵。我们要研究它，认识它，就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背景，包括世界社会主义改革潮流的复杂国际背景，还包括当代世界的新发展诸如科技革命、第三世界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新变化；需要立足于十三亿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注重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矛盾进行分析研究，自觉地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对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进行总体考察和系统思考，努力探索这些矛盾的种种特性、特殊的斗争形式，及其基本发展趋势；需要深入研究今后二十年这条发展道路的可能前景，有分析地展望世界大转折和中国大发展所包含的诸方面矛盾的展开和世界格局的曲折变动，以及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特点。主要包括：一是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制度保障；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精神支柱；三是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社会环境。
就上述基本问题开展研究，拿出有份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就可以在实践层面，有助于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凝聚力，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层面，有助于从时代高度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运动的种种特性及其辩证关系，从总体上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规律作动态考察和科学概括，创造性地探索适应时代特点和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和发展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推向前进。这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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