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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十分重视效用函数的分析，而一旦联系理性来分析效用函数就产生了分歧。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在完全理性下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在有限理性下难以实现效用最大化，行为经济学则认为人在有限理性下有可能产生效用负值。不仅如此，传统经济学通常将“经济人”理解为一种工具主义意义上的理性者，认为他们具有有序偏好、完备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会选择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是“理性经济人”；而现在，有限理性的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但问题是：现有的影响较大的分析文献,通常集中在对理性经济人的批评方面，关于“有限”的描述还显得欠缺。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了解到浙江工商大学何大安教授提出了“有限理性存在着一个实现程度”这一命题，并建立了描绘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理论模型，令人耳目一新。日前，记者专程走访了何大安教授。
行为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存在着一个实现程度
记者：理论研究的实践表明，仅仅将理性作为假设前提是难以加深或细化经济活动分析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您提出的“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这一命题很感兴趣。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的主要观点？
何：可以。我是在有限理性的框架内探讨行为经济人的理性实现。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来看，我把有限理性划分为潜在有限理性、即时有限理性和实际有限理性三种状态，将认知、信息、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同这三种状态结合起来，建立了用以描述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抽象模型，并运用模型对金融市场中投资者的有限理性行为作出了解释。我的主要观点是：行为经济人的行为选择过程是有限理性的发挥过程，由于行为选择的结果包括损益两种可能，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不应以效用最大化来衡量；一般来说，行为经济人的行为选择通常要经历时间长度不等的理性思考，单纯靠感情机制的冲动所产生的选择现象，是比较少见的；理性思考的时间长度不同，行为经济人的认知发挥和处理信息、环境等不确定性因素的程度就不同，从而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就不同；因此，即便是在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投资者的选择行为也或多或少是有限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彻头彻尾的非理性行为。
记者：我能否理解为这是对理性问题的创新认识？
何：说实话，我对理性问题的创新认识是谈不上的。如果说有创新点，那也只是在有限理性的范围内对行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作出了一种抽象的描述。具体地说，“行为经济人”概念，有别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其行为主体仅指理性个人，不具有传统经济学将个人、企业和政府统统描绘为“理性经济人”的宽泛涵义。选择行为是在有限理性思考下做出的，一般受到认知、环境和信息不确定的约束，注重行为经济人的选择行为本身及其过程，而不以过分注重结果的期望效用理论的效用最大化为原则。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曾建立了用以解说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计量模型。同时，我对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界定有以下两点看法：一是认为应该以行为过程中的理性思考来界定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而不能以行为结果的收益来评判―――试想，一个科学家进行一项长时间的科学实验，难道会因为实验失败就否定他的有限理性及其实现程度的存在吗？二是认为个体的有限理性行为与群体行为是不同的，单纯的个体理性行为由于外部环境的诱导，在群体中有可能会转化为非理性行为―――我们分析行为经济人的选择行为不能以群体的行为方式来解释个体的行为方式，或者反过来以个体的行为方式来解释群体的行为方式。
记者：您对非理性选择是怎样理解的？依您前面谈到的，现实中的非理性选择行为似乎不存在。
何：我不是这样认为的，至少在我写过的文章中没有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给非理性选择下定义，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期望效用理论，如果人的行为不符合偏好一致性和效用最大化的经验规则，其选择就是非理性的；按照西蒙的过程理性学说来推论，如果人的行为不经过充分理性思考而选择，即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认知能力而采取的选择行为，则其便具有非理性属性；按照行为经济学的观点，如果人的选择是在有根据的展望和冒险之间碰运气，那么他的选择就具有非理性属性。说实话，我不敢轻易给非理性选择下定义。不过，如果纯粹从行为人是否进行理性思考来看问题，我倒是倾向于将非理性选择理解为：放弃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认知而完全靠感情机制或外部刺激所作出的行为选择。
记者：您刚才说选择行为存在着转化，是不是理性行为向非理性行为的转化？
何：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目前选择理论中的一个前沿问题。在我看来，行为金融学在分析金融市场时之所以会得出非理性选择的结论，不仅是因为把个体和群体行为混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忽视了这种转化的研究。我前不久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文涉及到了这一点，但主要还是谈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至于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展开论述，文章我正在写，有兴趣的话，届时我寄一份给您参考。
促进经济活动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逼近现实
记者：如何促进经济活动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逼近现实，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目标。问题是，研究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可能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您为何选择这一角度进行研究？
何：理性概念是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学术性范畴。我认为，经济理论仅仅在假设前提上探讨理性，或仅仅注重于理性和非理性决策的性质分析是不够的。既然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就有必要分析有限理性的程度问题。这是我当时萌发研究有限理性实现程度问题的思想契机。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迄今的经济理论关于有限理性的分析和研究，通常是以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为人的决策过程如何受有限理性制约而不能达到效用最大化等方面，如科斯有关交易成本的分析、威廉姆森的组织理论、诺斯和哈耶克的制度变迁理论等等；即便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也只是在以认知心理学试验论证非理性决策的同时，从当事人的行为过程说明经济学以有限理性为分析前提的正确性。我认为，还有必要对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问题进行研究。当然，“有限理性存在着实现程度”这一学术观点究竟能不能成立，还需要学术界的同仁来评判。
记者：我可否这样理解：当今理论界还没有人系统性地论述过理性的程度问题，您是首位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学者？
何：这一提问有点为难我了。刚才说过理性问题的涉及面极广，有限理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理论分析的假设前提等方面，这的确暗含着学术界没有系统论述过这个问题的看法，但那只是针对现有的经济理论文献而言的。不过，您的提问不够确切，我是说“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而不是说“理性的程度”。这两个说法是不同的，有内涵和外延的区别。至于理性的程度问题，或许其他学科的学者早有研究，我孤陋寡闻而不知，也是很正常的。
记者：您通过什么样的分析方法来对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作出大体上符合实际的说明？
何：其实，分析方法并不复杂，只是运用了一些在学者看来比较简单的函数关系式。问题说明的关键，在于把人的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划分为符合实际的三种状态，说明人在决策过程中的实际有限理性在思考时间长短上大于即时有限理性，小于潜在有限理性；即时有限理性通常只是经过较短时间思考发挥的，潜在有限理性是经过较长时间思考才能发挥的，而现实中的有限理性的发挥一般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因此，如果将即时有限理性看成是理性实现程度的最小值，将潜在有限理性看成是理性实现程度的最大值，那么，便可以对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界定出一个度量的区间。这些观点吻合实际的证明，是人们对不确定条件下信息和环境等因素的处理所发挥的认知，的确会因思考时间长短的不同而不同，这就使得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问题得到了事实的支持。当然，我用这种粗框架的抽象的论证来说明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很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但在我看来，还是比较满意的。
记者：但我依然感觉“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这个问题很抽象，不太明确它的实际意义。
何：这个问题的研究属于基础理论范围。大家知道，任何学科的基础理论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都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经济学也是如此。但尽管这样，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还是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首先，在理论上提出“有限理性实现程度”这样的概念，可以拓宽经济学运用有限理性解释经济现象的范围，使经济理论研究跳出仅仅将其作为假设前提的束缚，使我们对人类行为的分析和研究能够进一步逼近现实。其次，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问题，是与人们的选择行为息息相关的，如果人们理解了有限理性存在着一个值得重视的实现程度，那么，他们在投资决策中会重视自己的理性思考，会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处理得更好，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决策行为的盲目性，把事情做得更好，从而使自己的决策行为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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