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比较史学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范围的人类历史，可以确定，早在近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这两种不同的国家类型。所谓大陆帝国，主要是指位于欧亚内陆，其统治核心区远离海洋，并以自然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封闭性国家。所谓海洋国家，虽然农业经济仍是其立国基础，但其生存状况却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海外贸易，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古代中国是内陆国家、封闭国家，而古希腊城邦以及后来在海上贸易中崭露头角的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等都是海洋国家。在费正清开创的“冲击―反应模式”的强大影响下，西方学术界同意这种看法的人大有人在，此说在国内亦有相当影响。问题是，大陆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用费正清的话来说就是“内向爆炸”，即因为它的封闭和隔绝，其人口增长只能在国境之内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加以解决；而海洋国家则取“外向宣泄”方式，即将其人口通过海外殖民而输送到诸如美洲、非洲和澳洲等地去。我们看到，在中世纪晚期的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凭借商业、炮舰还有外交力量，逐步走向全世界。反观我国，十五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的壮丽事业嘎然而止以后，则在人口激增、政治衰退、思想僵化、科技停滞的重重困扰之下，一次次丧失发展机遇，终在十八世纪中叶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况中不能自拔。从这个角度看，费正清的分析是有相当说服力的，但揆诸历史实际，则稍嫌粗疏，因为晚唐以后，特别是宋元时期，我国确曾一度出现过海洋发展路向。
唐宋之际我国发展路向由“头枕三河、面向草原”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历史性转折
如果说早期中国是封闭的内陆国家，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汉唐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汉唐时期的历代统治者将其精力主要放在管理黄河流域的农业社会和处理与匈奴、突厥等西北游牧民族的关系上。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这个核心统治区域称为“三河”（即河内、河东、河南），所以我们说汉唐社会“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封闭轨道上。的确，我们不应忘记汉唐时期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千余年间，在万里丝绸古道上，驼铃悠扬，商旅不绝，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封闭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而中外商旅所贩运的锦绮丝绸和异域珠宝作为皇室、贵族、官僚阶层享用的奢侈品，与国计民生实在关系不大。这种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型商业，与宋以后兴起的主要为黎民百姓服务的、以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陶瓷、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农具、煤炭、木材、土地等）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不可同日而语。一言以蔽之，汉唐社会在千余年间基本上与海洋无涉，其间发生的种种政治、经济、外交等历史事件，基本上是以内陆为中心的。
然而晚唐以后，特别是宋元时期，我国就不完全是封闭型的内陆国家了。我在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第838 83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说过：“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十一世纪后半叶（即北宋晚期）完成其南移过程，此点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秦汉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同时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而拥有以海外贸易为载体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要素，正是海洋帝国的本质特征所在。因此，我认为晚唐以后，我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了“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其主要表现是：
一是浩瀚的太平洋不再是中国向外发展的天然阻隔。北宋中叶以后，北边从山东登州的板桥镇，往南到长江口刘家港、明州港、泉州港、广州港，直至海南岛的琼州港一线，分布着二十来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与东洋（日本、朝鲜）、南洋（菲律宾、印尼等）和西洋（阿拉伯世界、印度次大陆和非洲东岸）进行着广泛的海外贸易。广州和泉州因而成为蕃商聚居之地，泉州至以“蕃舶为命”，号“刺桐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
二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一大批从事中外贸易的商人涌现出来。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统计（《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在朝鲜《李朝实录》上可以查到姓名的宋代福建商人就达数千人之多。宋代江浙闽广一带，不仅涌现出大批从事外贸经营的本国巨贾豪富和中小经营者，而且聚集着以阿拉伯人为主的“蛮贾蕃商”，两者合计至少有数万之众。
三是从商品构成上看，宋代出口的主要是瓷器、茶叶、丝绸、漆器、铜钱等制成品，附加值较高，在商品交换中具有一定的强势地位。
四是从航海技术上看，宋元时期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我国自己建造的“木兰神舟”即大型海舶之上。所有这些，均是我国在唐宋之际已经出现海洋发展路向的表征。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海洋发展路向在两宋三百年间主要体现在以两浙、福建、广东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在北宋时期，以陕西、河东和河北三路为主的北方地区由于地处辽夏前线，因而仍旧运行在传统的大陆帝国轨道上。常年驻扎在三路沿边地带的数十万禁军，即以小农经济提供的赋税和徭役为基础；同时国家又以首都开封为转运站，把从汴河中运来的数百万石粮食和数百万匹布帛，还有大批的军需物质，再分拨到辽夏前线去。宋仁宗时在对夏作战中连吃败仗，又在陕西、河东等地招募当地居民结保自卫，甚至给予“牧马草地”并减免赋役来吸引当地居民加入民兵组织，与正规军协同作战。显然这是一种具有大陆帝国色彩的耕战经济模式，而与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载体的海洋发展路向形成强烈对比和鲜明反差。
海洋发展路向至明清中辍的原因分析
发端于唐宋之际的海洋发展路向，表明我国传统社会的运行轨迹，开始出现重大转折。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转向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向生产交换价值，人们经济行为的习俗取向开始变为市场取向。因此若把宋元时期的我国仍旧视为大陆帝国显然已不符合历史实际，此时我国至少应被视为“海陆型国家”。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国就有可能逐步转到海洋帝国的轨道上来，一如近代欧洲法兰西、德意志等大陆国家那样。
遗憾的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路向在明清五百年间并没有发展起来。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也是我国海洋发展路向受到重挫的标识性事件。众所周知，郑和船队无论从规模、人员还是政府的支持看，均是踵继其后的达・伽马和麦哲伦所无法比拟的，但这样的航海在二十五年间（1407 1433）连搞七次，把明政府的仓库搬空了。每次运出去的是满船的丝绸财宝，换回来的却是各国的“称藩”国书和朝贡使团，这样的赔本买卖肯定做不长久。郑和之后，明政府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不许沿海百姓从事外贸活动，违者严惩不贷。清初甚至发布“迁海令”，在沿海地带制造无人区，“片板不许下海”，沿海居民连捕鱼维持生计都成了问题。在大部分时间内，明清两朝的主要精力放在处理与周边内陆国家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于是中国再度回到面向西北草原的内陆国家运行轨道中来。
明清时期海洋发展路向之中辍当然是由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所促成，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到明清社会的制度环境中去寻找。现在学界已经明白，近代化诸要素的成长不仅需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来孕育和容纳，而且要有法制框架和宪政秩序加以支撑和呵护。国家自身从事海外贸易的无利可图加上再用暴力禁止民间外贸，表明中国缺乏海洋发展路向所必须的法制框架和宪政秩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长期延续，加之明清时期政治衰退倾向的日趋严重（闭关锁国政策即是其政治衰退的重要表现），这就从根本上阻塞了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成长道路。
道格拉斯・诺斯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一书的“结语”中说：“历史表明，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同样的道理，历史将继续证明，人们现在作出的选择，可以影响其未来的发展路向。其理论依据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所揭示的“路径依赖”原理。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曲折和探索，我们今天终于选择了改革开放，加入WTO，亦即重新选择了海洋发展路向，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幸。一百年前孙中山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说到底就是两个潮流，一是民主政治，一是市场经济。这是一切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不二法门，概莫能外。今天，我们只有沿着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阔步向前，才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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