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全球的世界”
□庞中英
(庞中英 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尽管全球化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但国际研究在中国却一直是一个相对落后、甚至相对保守的学科。我国多数国际研究者仍然迷恋“国际的世界”，集中在研究外交政策以及与政策密切相关的大国关系、地区安全等现实国际问题上。在国际理论方面，尽管这些年来不断地介译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甚至非主流的批评理论等，但现实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国际研究严重忽略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所幸的是，2004年一些国际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试图改变其研究方向，实现了某种研究“转向”。
筹备很好的2004年“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在上海交大召开。这次会议提出在全球化下“创建中国理论”和“形成中国学派”的宏大目标，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当然，仍有许多学者并不认同“全球的世界”，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满腹狐疑。
“国际的世界”只是“全球的世界”的组成部分。全球的世界更加复杂，代表着更多的变化性而非连续性，对国际研究领域提出了深刻的挑战。最近时期，一些学者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处在全球化中，却对全球化重视不够，是某种反常，需要改变这种状况。
继俞正梁、陈玉刚与苏长和出版的《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一书和俞可平《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一文后，最近国内对全球政治的研究又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例如，蔡拓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撰文认为，中国需要一种区别于西方主流“全球治理”观点的视角，即在国内层面上的全球治理。这次上海会议上，俞正梁等发表了《全球共治初探》的重要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深入讨论。
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些学者探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探讨中国与世界的新关系，例如有的外国学者作了“有中国特征的全球化”这样的概括。相反，中国学者对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始，郑必坚领导的课题组《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就是在这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陈玉刚、袁建华主编的《21世纪国际关系解读：超越威斯特伐利亚？》论文集。该书讨论的并非是传统的国际问题，而是诸如全球治理、地区主义、女性主义、公民社会、新中世纪主义等重大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观念、理论和范式的转换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性等，这在以前的中国国际研究中是不常见的。
● 法学
法学研究：一个恒久的志业
□王利明 熊?龙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法学是一门规范社会生活并以实现社会良性有序发展为主旨的学科。法学的这种学科特性使得其研究领域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和与社会生活的密切相关性，也使得法治成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诉求。2004年的法学研究继续围绕着法治这样一个宏大主题，各分支学科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法治建设的可能性及其路径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学术成果可谓云蒸霞蔚，洋洋大观！既有前瞻性的理论研究，也有应对性的方案设计；既有基础理论的夯实拓展，也有实务疑难的剖析解惑。其中无论是对宪政建设的热烈讨论还是对民法典的体系建构，抑或是对呼之欲出的物权法的规范设计，其目的都在于使我国成为一个规范治理型国家，通过规范的设计倡导一种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
就我们治学而言，对基础理论一直抱有一种执着的兴趣，讲求法学家应该持有一种对社会生活深切关怀的立场，强调理论与实务的沟通衔接，注重创新与传统的平和过渡，提倡法学研究的独立学术品格。非常欣喜的是，我们看到对基础理论的深入挖掘已日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以民法中法律行为制度的理论探讨为例，法律行为理论作为大陆法系民法理论中的一个精髓，在中国近几年以立法规划为导向的学术研究中曾一度沉寂，鲜有突破。然而本年度学界对此课题又重新予以高度关注，并有所推进。米健先生在《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发表的《法律交易论》一文中提出，现今我们民法中所谓的“法律行为”或“民事法律行为”，其实是德国民法中的法律交易。我们应从整个法律理论，特别是民法理论体系上疏理把握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理论，明确二者在民法体系与制度中的不同意义与地位。而易军博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上的《法律行为制度的伦理基础》一文则从多学科结合的角度，对法律行为理论做了伦理学上的阐释，认为法律行为制度欲发挥规范效力，必须具备伦理上的正当性，即必须符合正义性的要求。法律行为所能实现的正义只是现代制度伦理或规则伦理中的交换正义与纯粹的程序正义，自治性基本上就能够满足法律行为伦理性的要求。尽管上述观点仍不无商榷之处，但是他们对于法律行为
理论源流的分析以及制度基础的分析，推陈出新，廓清了法学理论中关于法律行为制度的诸多迷思，他们所体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进路则展现了在我国法学学术研究中一些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已经开始占据学术的前沿阵地，并将受到以提升中国法学研究的学术品位为己任的学者们持续关注，也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生生不息、永不衰竭的源头！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正是法学研究的这些点滴进步构筑了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坚实基础，也凸现了法学研究鲜活的生命力和独立的学术品性。
● 文学
于不疑处有疑
□江弱水
(江弱水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南朝文学一直算不上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而我个人认为，古今文论家囿于政治正确，每每贬斥南朝的骈文与宫体诗太过，其实是应该从新的角度加以深入研究和准确评价的。因为这一份关注，所以2004年度给我印象最深的文学论文，要数《文学评论》今年第二期上章培恒先生的《〈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以及《学术月刊》第九期上章培恒的同事邬国平先生的《献疑》。
《玉台新咏》为徐陵所编撰，这是早就见于《隋书・经籍志》的成说，章培恒先生于不疑处有疑，对徐陵《玉台新咏・序》作出一番全新的细读，认为此序中的“丽人”为后妃身份，富文学才情，“于是燃脂瞑写，弄墨晨书，选录艳歌，凡为十卷”，“高楼红粉，仍定鲁鱼之文”，说明此书实际上是一位爱妃所编，而且最有可能就是陈后主妃子张丽华。章文还对历史上关于《玉台新咏》的著录作相应考证并获取支持，因为唐人李康成、宋人严羽、刘克庄都曾说《玉台新咏》乃徐陵所“序”。
邬国平先生的《献疑》疑章文之疑，提出两点非常有力的反驳：一，“丽人”从徐序中可以推知是复数；二，“序”在古人那里不仅仅指作序，也时有编次和撰写的用法，如“刘向所序《新苑》”，“杨雄所序言三十八篇”，“殷?所序《河岳英灵集》”等。
二文都难说足以定谳，问题的症结还是唯一可以依赖的内证，即徐陵的《序》。但是，骈文向来善于论说而不善叙述，讲一件事情往往讲不清楚，或者刻意不把一件事情讲清楚。加上中国文言常常省略主语的特点，从文本委实判断不了“选录艳歌”的究竟是谁。从理性上我倾向于邬的说法。《玉台新咏・序》写来美丽而迷离，总是给人“其中绰约多仙子”的感觉。如果丽人不是复数，那么文中写其产地“亦有颖川、新市、河间、观津”，如此之多，又能作何解释呢？
但是，如果《玉台新咏》真的是张丽华所撰录，岂不大好？以前关于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确实是像章先生所说的，“只是几个很少的女性作家翻来覆去地被研究，未免寂寞”，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宋以后道学盛行导致女性被完全忽视的成见。可是，有些学者早已注意到明代女学兴盛和清代闺阁诗风大炽的现象。大象出版社六月份出的《新文学》第二辑上，也有一篇台北中研院华玮教授的论文，谈明清女子剧作中的情欲书、写，共计明代女戏曲家六人，清代十九人，不可谓不盛。
文学史家的任务，就是不断用新的发现和新的阐释去破除成见。女性写作也好，南朝文学也好，都有待于我们换一种视角去重新打量。章培恒先生的立论未必可行，但他不为成见所惑的怀疑精神却实在令人钦佩。
● 史学
国史研究：史学新亮点
□雷颐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信而好古”、“文不读三代以后”，中国传统“读书人”曾引此为傲，当然也曾是学术界、更是史学研究的传统。不过此风丕变已久，贴近现实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史学热点已有多年，而近几年，与现实关系更加密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正在升温。与现实关系更密切，也决定了当代中国史研究与史学研究其他领域一个显著的不同，即“学术性”与“宣传性”关系更加密切。但近年来，其学术性正逐渐加强，俨然成为2004年历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新亮点。
法制建设、修定宪法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这点在研究中有明显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宪法观念上的演变和发展》（艾国，《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对中国共产党从根据地时期的宪法观念、1949年建国、“过渡时期”、“文革”，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宪法观念的承继、扬弃与发展都作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文化大革命”成因的法制因素探析》（李安增，《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以充分的分析、研究说明，“文革”成因是多方面的，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出现削弱、滑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实践形成了恶性循环。《我国个体和私营经济法律地位的历史演变》（冯辉、万其刚，《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则对有关法律法规、尤其是有关政策、文件作了深入细致探讨。该文对社会经济生活与法律体系之间互动的分析，确具说服力。
大量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是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
标志。《集体化及其困境：一种区域史的分析思路》（梁敬明，《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则以浙中金衢丘陵盆地区的浦江县郑宅镇为例，对集体化时期的经济―――社会变动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以小见大，从乡村社会变迁角度去理解、阐释当代中国历史。该文选取了一个极小的点，从政治、经济、人口学角度剖析集体化时期区域经济―――社会变动情况，指出这一时期由于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长期困难。此文选点虽小，挖掘却深。《论我国户籍制度功能的异化及其回归》（肖海英《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选取户籍制度的功能变迁作为透视对象，从户籍功能的变化，折射出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变化。
进入现代学术、知识生产机制后，学术刊物对学术发展无疑有重要作用。而对诸如“国史”这种仍处学术发轫期的领域来说，学刊对该学科初创、成长、成熟的作用则更为重要。如前所述，在中国语境中有关论题学术性与宣传性关系密切复杂，不啻是对编辑者史才、史识更是史德的挑战和考验。编者不能不苦心孤诣，均衡把握二者关系以“两全其美”而惟恐“两败俱伤”，委实不易，个中甘苦惟编者自知，外人恐难真切体会。谨愿在作者、编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小小的“学术亮点”在不太久的将来即变成一道醒目的“学术亮光”。
● 教育学
科学发展观推进教育改革
□臧铁军
(臧铁军 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研究员)
纵观2004年的教育改革和研究，其最大的亮色，当是以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教育，探讨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方向，这样的思考表现在教育的各个方面。
在2004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知识界代表委员即明确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统筹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要进一步深化内部改革，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继续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检讨中国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一些研究者撰文深刻地指出：“中国教育存在的许多问题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这是因为，科学发展观建立在尊重和把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从系统的观点、长远的观点看待和解决问题。
4月，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召开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教育科学”座谈会上，专家们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结合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教育研究总是在试图追求自我小圈子中知识体系的相对完整，必须打破这个传统，要有方法上的创新，促进中国自己的教育流派的形成。例如，案例分析和叙事方法等“生命―实践”研究方法，更加切合实际、切合国情，是中国教育科学本土化的关键。教育科学研究在新时代应有所作为，以应用研究为重点、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支撑、以成果转化为目的，把创新作为繁荣和发展教育科学的强大动力。这些都强调了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指导作用。
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等在撰文论述科学发展观与教育的关系时，提出要改变教育增长方式，要把加快发展与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紧密结合起来，与调整学科结构、巩固和提高质量紧密结合起来；把国内的教育改革与国外教育发展的趋势合理的结合起来；把教育发展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与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教育自身才会有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并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对重大教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指导作用日渐深入。湖南省社科院陆福兴在《农村教育应有超农战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必须着眼于农村与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而不能局限于现有的农村环境和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必须具有城市市民的谋生能力，有城市市民的文化素质等，即使是未来的农民，也不是高中甚至初中毕业就能胜任的。这些是长远地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
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2004年的教育实践进一步表明，我们在教育研究和实践时，必须既着眼当前教育和经济社会现状，又要考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还要放眼教育长远发展，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发展新思路。
● 社会学
社会分层和社会政策
□李强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2004年是中国社会学研究十分活跃、学术成果频频问世的一年。社会学的研究从来都是与社会的发展变迁密不可分的。中国在经历了25年经济持续增长之后，经济增长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是否协调发展等诸多社会问题也都提到日程上来。正是这种社会的需求引发了社会学研究的高潮。对于这样一种大发展的状况，要想在一篇短文里做全面概括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本文只能就社会学的两个重要领域，即社会分层和社会政策做一点剖析。
首先是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的研究。这是2004年社会学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对于社会分层研究的升温，不仅在于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更主要的是中国社会结构本身分层化的特征已经十分突出，诸多的社会问题都与分层密切相关。2004年，社会学关于分层的研究有如下几个热点：第一，贫富分化的研究。2004年的研究继续证明，贫富的分化持续超过警戒线基尼系数0.4的水平。对于贫富分化的严峻性，多数学者的评价是比较一致的。关于贫富分化的社会后果，有的学者提出“社会断裂”的观点，也就是说阶层之间的交换和互动都难以进行了。第二，关于社会分层结构定型化的研究。在经历了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社会巨大变迁之后，就像液体中的悬浊物逐渐沉淀下来一样，社会的层化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社会分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第三，“社会结构紧张”的观点，认为贫富的分化、造成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的状态。第四，关于中间阶层的研究。分层分化的直接的社会负面效应是造成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隔、矛盾甚至冲突。那么，怎么办呢？有什么医治的良方吗？社会学家提出了扩大社会中间阶层的方案。这一对策与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的思路是一致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这在党中央的文件里还是第一次提出的。
其次，关于社会政策的研究。社会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社会学家关注当今的社会问题，最终目的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面对社会变迁中诸多社会问题的中国社会学家，义不容辞地是要为解决问题做出贡献。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社会，社会的变革、发展都与政府的政策密切交织在一起。所以，社会学家要想做出贡献，很大程度上要与政府政策相结合。2004年，中央的思路与社会学研究的观点有两点是一致的：一个是科学的发展观，另一个是“和谐社会”的理论。中国社会学家多年来一直强调全面的、协调的发展观，认为尽管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很重要。但是，如果忽视了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资源的、环境的因素等诸多方面，这样的发展观就是片面的发展观。有的社会学家提出社会学要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门学问，认为社会学家找到了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功能。
● 经济学
和着时代节拍的经济学研究
□李义平
(李义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2004年经济理论研究依然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前进，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感受到她的鲜活的生命力。
经济学本身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人关注的主要问题。发表于《学术研究》第9期的乌家培研究员的《与时俱进的经济学和管理学》，以翔实的材料回顾了产生于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经济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工业社会的经济问题，只是到了19世纪中下叶，股份公司扩展到全部工商业，并由于其中的“经理革命”而产生了管理科学。在当代，信息革命将以其丰富的、崭新的内容赋予经济学和管理学强烈的时代特征。贾根良教授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第2期的《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的综合》，针对数学形式已成为经济学特征的现象，认为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强调经济理论的创新丝毫不会来自数学的应用，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根本与数学无关。作者的这一观点确实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研究者切不可在追求数学化，追求模型完美的时候忽略了对经济思想本身的追求。刘诗白教授发表于《经济学家》第1期的《知识是财富生产的精神力量》，纵览历史，从一个非常有启迪意义的角度，探讨了人类财富之源泉。
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韩康教授发表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流和行政性虚热》，科学地指出了当前的经济增长确实有行政性虚热，但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由于消费结构的提升，引起产品生产的装备制造，原材料和能源生产的大规模扩张。这就是重化工业迅速增长的基础因素。刘世锦研究员发表于《经济学动态》第11期的《我国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的论文断言，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的重化阶段，这个阶段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诸多特征，是应当给予特别关注的。研究宏观经济形势不能不涉及到风险问题，刘尚析发表于《管理世界》第5期的《国家财政风险的制度特征：风险大锅饭》，认为中国财政风险具有明显的散发性，其原因在于“风险大锅饭”。
《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发表的金培教授的《中国产业发展的道路和战略选择》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分析了中国产业发展的一般走势和特征。他认为战略的实质是一个正确选择的问题。然而，正确选择的背后则是 是谁会基于充分的理由和真实的动机而关切战略选择的内容和结果，如果选择错误，又是谁会有切肤之痛。
经济类期刊走在经济研究的前沿，2004年经济类期刊研究的问题，向我们揭示了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方向，一是继续走在时代的前列，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学武器，为解决现实经济运行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二是在研究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的经济理论，向人们提供更为鲜活的经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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