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企、浙商的兴起是我国当代最大的社会现象之一。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时下正在展开：发展经济就得加快市场化步伐；加快市场化
对市场经济之路的争论贯穿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从政治路线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那天起，关于姓社姓资、转变转制的争论始终伴随着改革的每个步伐。而这些争论，无论是坚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毫不例外地把浙江尤其是温台的民企作例证。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概述，如果把对浙江民企的各种例证熔于一锅，那么其味恰如民企之感受。事实上，如果我们提升一个层面来审省中国改革的实践，再从中洞悟浙江民企在其中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会为浙江民企赋上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对浙江民企的任何争论都被其实践的先发性扬弃了，扬弃到最后似乎都落了个“不知根底的放空枪”的结果，而浙江民企的伟大实践却始终如流如潮。曾如作者前言中写的：“外界曾说温州是资本主义的温床，结果呢，温州是浸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种子的温泉；外界曾说乡镇企业改制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掘墓人，事实呢，民营体制托起一方经济变成率先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奠基人；外界曾预言浙江的民营经济占比30％就会变天，而今呢，浙江的民营经济在全社会GDP的占比超过70％，天变了没有？浙江的天是明朗的天。”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是作者大视角大跨度的理性感悟。我曾在中国民企峰会期间专门造访了作者，当我问及他对浙江民企的历史作用之深切感悟时，他说还不够，其实应该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复兴中去看浙江民企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产生、演进的历史意义。放眼历史，浙江民企之历史意义又岂是冲破姓社姓资争议所能概括的？如是看民企，我为之叹服。
“现在的问题不是可不可，要不要，而是强不强，优不优”，作者深谙市场经济条件下适者生存，成败论英雄，得失看高低的法则，更清楚浙江民企发展本身存在的缺失。“无序发展的惯性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穿新鞋走低成本扩张老路的现象依然存在；单亲繁殖排斥社会化混合型的倾向依然存在；浓重的属地意识排斥外向型倾向依然存在；片面的产权观念不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积累的倾向依然存在。”在另一篇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文章中，作者把人们关注的浙南模式界定为个体为主、私营机制、市场经济；把苏南模式概括为乡镇基础、集体机制、外向经济；并由此演绎出绍兴等地的新模式：乡镇基础、民营机制、市场经济。说的虽然是绍兴，其实意指三种模式的出路：混合、复合、聚合，强调适应性基础上的社会化。立足于此，作者给民企发展提出了存在质量和生存标准问题。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难更重要，通过能不能、强不强、优不优的问题提出终结了二十多年来纠缠民企的可不可、要不要的命题。存在质量和生存标准就是看是否科学发展，的确，浙江民企在过去认知“发展是硬道理”上先人一步，今天在认知“发展是科学道理”上也仍然先人一步。
正如作者对浙江民企的市场经济天然禀赋时所说的，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也感受到了作者对浙江民企的“先知”。一口气读完全书，我感受到的是作者对浙江民企的执爱和执爱背后的清醒，这是一种来自实践的真知，没有了纯粹思辨的狡窄，没有了高谈阔论式的说教，有的是深情的关切、深切的感知、深入的感悟。《看浙江民企》郑宇民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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