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某报上读到一篇短文:《东窗西窗一同唱――贺敬之文学馆在台儿庄落成有感》,令人欣喜。欣喜之一,是家乡为文化骄子建起了文学馆。欣喜之二,是文章阐述了写有经典之作《白毛女》的贺敬之“在我们文坛上的地位”。
只是,文中“诗坛”一词使用了13次,还列举了12位“诗人”:郭沫若、闻一多、艾青、
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诗,虽然被戴上了“旧体”帽子,却打而不死,以中华文化深厚优美的顽强生命力,一直释放着万丈光芒(闻一多也有诗句“李杜光芒万丈长”)。近代以来,坚持汉字语文满世界无轨可接的特点特色的诗词巨擘就有一大批,如黄遵宪、秋瑾、王国维、吴梅、吴宓、郁达夫、刘永济、柳亚子、毛泽东、于右任、夏承焘、唐圭璋、孔凡章、赵朴初、钱昌照、周谷城、施蛰存、钱仲联……,可惜,凡涉及现、当代文学,他们的“旧体”诗词依然非正常缺席,这是一种悲哀。
几千年来,诗、文有别,《诗经》与《春秋》文体各异。1904年《白话报》诞生,文言逐步淡出,行文都用白话,新式标点也就应运而生,横书写渐成通则。有人走火入魔了,一会儿说“汉字不废,中国必亡”,一会儿说“要使作诗如作文”。废汉字(与洋人一样用拼音化书写)一说,在赵元任一篇百余字的《石室诗士施氏食狮史》面前,哑然了,但“作诗如作文”一说,却在确立译文体嘉句“新诗”的同时,又祭起“旧体”帽子,想扼杀母语诗的新生权,以至把具有几千年传统的诗的交椅让“作文”般的“新诗”坐定,造成一代又一代人传统文化的缺氧,大学文科教授对诗词一词大多数述而不作,学生们也听而不作,长期来,太多的年轻人对母语诗敬而远之,至今连倡导“须扬李杜之光焰”的学衡派还受着不公正的对待。我们不该也不能长此习惯或麻醉于这种失衡的混浊的文化语境。
我赞赏周汝昌先生前些年的《中华诗义》一文,他在该文末了说:“宜回顾,宜反思,宜回归自己”。应当明晰“诗坛”的范畴,应当为母语诗摘去“旧体”帽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面前,更应当有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