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民间文学为生命

贾芝先生是我国民间文学界的老前辈。新中国建立后，党让他去做民间文学的工作，他一做就是大半辈子。贾芝先生属牛，他也真像一头牛，在这块土地上乐此不疲地劳作。1994年，首都民间文学界庆祝贾芝先生从事文艺事业60周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为他题词：“默默耕耘，无私奉献”。

贾芝年轻时曾经是一个诗人，1935年，他与中法大学的同学覃子豪、朱锡侯、沈毅和周麟五人组成泉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水磨集》。在延安，他被艾青称为“布谷鸟诗人”。贾芝与贾植芳是兄弟，陈思和先生曾撰文《殊途同致终有别――记贾芝与贾植芳先生》。

贾芝向往革命，大学毕业后即奔赴延安，党叫干啥就干啥，他做了教员。当年，他跟许多革命烈士的后代――“延安子弟”是师生关系。他拉小提琴，教学生做二胡，给学生写秧歌剧，许多学生都喜欢他。就是现在，每年他都会收到学生们的贺卡与祝福。刚解放时，有人猜想他可能去从政，他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干部，文化又高，又是革命伟人李大钊的女婿，但他却干起了民间文学。

认识贾芝的人喜欢他的开朗、乐观。“文革”时他被批斗，回家照样吃，照样睡。有一次，他竟然背着“打倒贾芝”的字幅，托着半个西瓜走过大街，回到家才知道发生了什么。想着街上的孩子都追着他吵闹，才恍然大悟，悄悄地笑了。由于对民间文学的热爱，他脑子里一天都想着这个东西，做其他事常常闹出笑话。一次他把取包裹需要的户口本连同准备寄的信，一起丢到信筒里，只好站在一旁等着邮递员取信开箱。还有一次，他到同事家商量工作，走时却把人家上初中女儿的书包背走了……这些“贾芝笑话”，几乎都是贾芝本人讲出来的，讲的时候，孩子一样可爱，还说他的笑话可以编一本《贾芝笑话集》。

由于工作原因，贾芝养成了有信必回，有闻必录的习惯，非常认真。“给乡下老婆让个座”是他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源于陕西的一个农民之口。贾芝认为用“乡下老婆”来比喻民间文学很贴切，而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乡下老婆”争座位，为民间文学鼓与呼。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好，创办《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也好，创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也好，都是这个目的。对基层民间文学工作者，不管是认识与不认识的，凡提出来的要求，贾芝都是有求必应；题词、题写书名也好，看文章写序也好，他都一一很认真地做着，这不是出于礼貌和应酬，而是视为自己本分的工作。

贾芝先生的脾气也有倔犟、固执、不认输的一面，但他的“争吵”都是为了工作。离休后的一天，贾芝先生有事把曾经“争吵”过的人请来，这个人一见面就大声（贾芝先生耳背）说：“老老头找小老头，小老头不敢惹老老头，所以我来了。”把贾芝先生乐得咧嘴大笑，两个人又有说不完的话了。

贾芝先生长期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工作，他的理论研究不同于书斋研究，他重实践，具有侧重宏观理论的特点。从他的文章中，不但能看到解放以后中国民间文学工作的几个重要阶段和特点，看到中国民间文学界的几次理论上的摇摆与争鸣，看到新中国民间文艺学的逐步建立与发展，还能借以看到他指导全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抢救、出版与研究的盛况。同时，更能看到贾芝先生的倔犟，看到他几十年不断探索，不为时议所动的精神。

在生活方面，贾芝先生是一个自奉甚俭的人。有人曾经给他编过顺口溜，他一点也不生气，还在一次聚会上当众朗读：“远看像个逃荒的，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对于清贫，他很潇洒，他说钱多钱少一样都会死，这一点是平等的。

贾芝先生做了大半辈子民间文学工作，把一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民间文学事业，民间文学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近年，他更致力于民间文学的国际交流与海峡两岸的交流，奔波其间。如今，九十二岁高龄的他还搁不下这份情，继续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奉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