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学术以四部分之,即“经史子集”。西方的传统学术,其实也有相应的划分,12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有所谓“七艺”(辩证法、修辞学、文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之说,但这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可将之与四部之学相比并论。可以比较的是在中世纪大学兴起后逐渐
陈氏的另一句话是:“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段话谈的是如何才能达到“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的境界,“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后来人必须对前人有所突破,这才能显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意义,这就是对于“外来思想资源”的高度重视。在陈氏心目中,“外来学说”与“本民族地位”是相对应的,只有两者的相互融通,才可能达到有所创获、建构思想体系。我在这里补一句,不仅如此,还需将本民族地位纳入到世界文明的宏观视野中去审视考察。具体言之,就是这些外来学说,一方面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同时亦有其作为世界文明共同体中一员的共相性,正是由其各自的特殊,方构建出世界文明的多元共存与复杂共生。只有在充分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宏观多元之后,我们也才有可能更好地把握“本民族之地位”的问题。
在我看来,真正的国学,就应恢复中国自身的传统之学。当然,不妨添加的,还有一句话,那就是可以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但首先是对传统的自觉继承。在“世界文明”之中,我们要把握自己的位置,我们要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我们还要能够竞争突围,成就自己的国家与文明!那么,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在“现代学术”里,寻找自己的位置!中国学术,不应以西方的尺度和标准来衡定自己的内容,并改装成西学的模样。说到底,就是“国学”的定位亟须厘清。
历史可以告诉未来。当年清帝国以极为强大的国力,而设海禁、自我封闭,乃有日后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超前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才能确保在未竞的现代性大赛中自保乃至发展。就当前来说,中国在世界文明形成的时代里并未占有先机,如何求生存,求发展,乃是不得不未雨绸缪、忧患多多的问题。但这些表现在现实运作中的诸多表象,其实在根本上仍决定于自身学术的明确定位与传承创新,因为此乃上层建筑的精神文化层面中居于制高点的“灯塔”所在。国学位置的明定乃至新建,乃是这个时代不可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它既有望孕“时代精神”于其中,亦同样为不可逾越的属于这代人的“时代命题”;它既关乎“世界文明”整体形成过程的“多元共生”,更可能决定“现代学术”之完全成立的“二元对峙”。作为“东学”(即“东方学术”,这一概念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东方学”,主要指以儒家与佛教为根源的东方之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国学”的意义很可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西学”与“东学”的对立互补得以成立,那么,不但“现代学术”的整体图景将会改变,“世界文明”的整个构建方式也必然会走向根本上的多元发展。
当然,对于中国人自身来说,“国学”的重新省思与新建,更意味着“中国学术”概念的真正崛起,“中国精神”的明定与获得公认,能成为华夏一民族生死以之、在继承传统与开创未来之间可以坚持前行的重要资源,寻到属于自家可以真正立足的“精神与文化资本”。设若如此,“国学位置”的找寻,就更加显得迫切与必要。陈寅恪一再强调:求中国学术之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由是观之,其含义真可谓深长悠远,其见地真可谓高屋建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