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灾害史资料中有关海啸的内容，由于发生频度和影响地域有限，和严重危害经济重心地区的水旱灾害相比，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但中国古代海啸的灾情记录和赈救方式，除灾害史料的意义以外，还体现了我国先民海洋学知识的积累，反映了古人对自然认识的进步，对于世界范围内同类灾害的研究以及可能的预警也可
古史“海溢”记录
清人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七写道：“潘印川先生曰：‘海啸’之说，未之前闻。愚按：‘海啸’之说，自古有之。或潘先生偶未之见耳。”张说是正确的。“海啸”之称虽然出现较晚，然而此前对于海啸现象的记录，可以说确实“自古有之”。
古人对海啸现象的表述，曾经使用多种词语形式，其中比较常见的是“海溢”。汉代已经有关于“海溢”的明确记载。《汉书・天文志》写道：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五月，勃海水大溢。”《汉书・元帝纪》记载，第二年皇帝颁布诏书，就连续灾害表示沉痛，其中说：“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看来，这是一次因地震引起的海啸。王莽时代又发生“海水溢，西南出，?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的情形（《汉书・沟洫志》）。《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永康元年（167年）秋八月，“勃海海溢。”《续汉书・五行志三》也记录了“勃海海溢，没杀人”的灾情。《后汉书・灵帝纪》：建宁四年（171年）“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熹平二年（173年）“六月，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地震引发的海啸。
曹魏正始二年（241年），“海水溢出于青州乐陵之隰沃县，流漂一百五十二人。”（《魏书・灵征志上》）《隋书・天文志下》说，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七月，也发生过一次“海溢”。《新唐书》记录了泉州海溢、括州海溢、青州海溢、广陵海溢、杭州海溢、密州海溢、越州海溢。其中括州和青州都发生过两次海溢。《新唐书・五行志三》这样记述唐肃宗时代的一次青州海溢：“上元三年八月，青州大风，海溢，漂居人五千余家。”《宋史》记录了5起“坏庐舍，溺居民”的比较严重的“海溢”和“海潮溢”。据《宋史・五行志一上》记载，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八月丁亥这一天温州发生的“海溢”，冲毁了民房、盐场和寺庙，死亡2万余人，无人掩埋的尸体多达七千余具。宋人方勺《泊宅编》卷中写道：“政和丙申岁，杭州汤村海溢，坏居民田庐凡数十里。”这也是一次灾情严重的海啸，然而不见于《宋史》。可见正史的记录是极不完全的。元代虽然统治时期短暂，然而《元史》记录“海溢”、“海水溢”、“海潮溢”、“海水大溢”、“潮水大溢”、“海潮涌溢”、“海水日三潮”等现象多达16起。清人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五引《野史》：“至正戊子年，永嘉大风，海舟吹上高坡十余里，水溢数十丈，死者数千。谓之‘海啸’也。”这次“海啸”，也不见于《元史》。《明史》记有“海溢”、“潮溢”、“潮暴至”以及“海啸”等灾害17起。灾难发生，往往“淹田宅人畜无算”。如弘治十四年（1501年）琼山“潮溢”，据说“平地水高七尺”。《明史・五行志一》还记载：“崇祯元年七月壬午，杭、嘉、绍三府海啸，坏民居数万间，溺数万人，海宁、萧山尤甚。”《罪惟录》卷三：“（永乐）十五年壬戌八月，高州府海啸，坏城郭。”但《明史》对这次海啸不载，这也是正史记录仍不免遗漏的例证。《清史稿》记录的清代“海溢”、“海水溢”和“海啸”灾害，多达56次。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有“海溢”条，明确说“‘海溢’一曰‘海啸’。”当然，史书记载的“海溢”或“海水溢”是不是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海啸”，如“风雨，海溢”，“飓风大作，海水溢”等情形，可能还需要仔细的甄别。
海吼・海唑・海沸・海啸
除了“海溢”、“海潮溢”等说法，史籍中关于海啸还有多种表述形式，如《旧唐书》就可见“海水翻上”、“海涛奔上”、“海水翻潮”、“海水泛滥”、“大风架海潮”等。
明人唐顺之《武编》前集卷六说到舟人占验风雨海浪的谚语，涉及一种海上异常声响“海唑”：“山抬风潮来，海唑风雨多。”又解释说：“‘抬’，谓海中素迷望之山，忽皆在目。‘唑’，读如鹾，万喙声也。”明人胡震亨《唐音癸?》卷一一写道：“‘唑’，方言，比海如人嚣声也。”有人又称“海唑”为“海吼”，以为就是海啸。清人施鸿保《闽杂记》卷三写道：“近海诸处常闻海吼，亦曰‘海唑’，俗有‘南唑风，北唑雨’之谚，亦曰‘海啸’。其声或大或小，小则如击花鼓，点点如撒豆声，乍近乍远，若断若续，逾一二时即止；大则汹涌澎湃，虽十万军声未足拟也；久则或逾半月，日夜罔间，暂则三四日或四五日方止。”“海唑风雨多”，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一和杨慎《古今谚・吴谚楚谚蜀谚滇谚》都作“海啸风雨多”，正是将“海唑”写作“海啸”。对于灾情的命名，明代已经较多使用“海啸”的称呼。范濂《云间据目抄・记祥异》说，“五月三十日，漕泾海溢，俗谓‘海啸’。边民飘决者千余家。”“海啸”得名来自俗谚，在中国海洋学史上和整个中国科学史上，都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有学者讨论“海啸”词语的发生，认为“‘海啸’一名的出现至迟在元代。1344年的海啸，虽然《元史》记为‘海水溢’，但地方志，如嘉靖《宁波府志》、康熙《台州府志》等已用‘海啸’一词。”（宋正海等：《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292页）然而，以明清方志用语论证元代“‘海啸’一名的出现”，不足为据。确实可以证明元代已经出现“海啸”一语的论据，其实是有的。例如元人刘埙《隐居通议》卷二九《地理》有“恶溪沸海”条，其中写道：“郭学录又言：尝见海啸，其海水拔起如山高。”
又有称“海啸”为“海沸”的情形，如《明史・五行志一》：“（万历）十七年六月，浙江海沸，杭、嘉、宁、绍、台属县廨宇多圮，碎官民船及战舸，压溺者二百余人。”所说“海沸”就是“海啸”。同一事件，《明史・神宗本纪一》就写作：万历十七年（1589）六月甲申，浙江“海溢”。《博物志》卷三有关于“海沸”的传说。说“九真有神牛”，“共斗”时，就引起“海沸”。《宋史・五行志下》也说：“绍兴八年，广西海?有海兽如马，蹄鬣皆丹，夜入民舍，聚海溢，环村百余家皆溺死。”这种传说，反映了人们对海啸的疑惧。可以导致海啸的神兽，前者说“九真有神牛”，后者说“广西海?有海兽如马”。传说发生的地点，都在南海北部湾海滨。对于今天人们所关注的南亚海啸而言，这是中国古代海啸记录中最临近的地区。
海啸灾难的赈救和防范
因为海啸发生的原因未能明朗，古人对这种自然现象怀有神秘主义意识。汉元帝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之后，看作上天的责罚，有“其咎安在”的自问，并且要求臣下直接批评自己的过失，不要隐瞒。元代发生海啸之后，有“祀海神”，“祭海神”，“命天师”“修醮禳之”，以及“修佛事”、“造浮屠”“以厌海溢”等举动。历代又多有官员在海啸发生之后自请免职以承担责任的情形。《清史稿・德宗纪二》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己酉，天津海溢，王文韶自请罢斥，不许”，上谕说：“非常灾异，我君臣惟当修省惕厉，以弭天灾。”这种意见，体现出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海啸在执政者的意识中，依然被看作天意的显示。这次灾难，竟然影响到朝廷关于中日和战的争议。光绪帝针对废约决战的意见，在陈说“仓卒开衅，战无一胜”的观点之后，又说：“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战守更难措手。”
尽管对海啸的理解有历史的局限，历朝统治者对灾区施行赈救的态度大多还是积极的。如汉元帝灾后即“诏吏虚仓廪，开府库赈救，赐寒者衣”。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海啸刚一平息，皇帝就“使谒者案行，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又禀给贫羸”。乾兴元年（1022年）海啸发生之后，宋仁宗“诏振恤被水及溺死之家”。此外，朝廷对受灾地方“免其租”（《元史・英宗纪一》）、“徙居民”、“溺死者给棺敛之”（《元史・泰定帝纪二》）、“给其被灾户粮”（《元史・成宗纪四》）、“遣官存恤”（《明史・太祖纪二》）等措施，大都是比较及时的。
在朝廷最高指令尚未传达到灾区之前，也有一些出于大义的勇敢的官员顶着矫制的罪名，及时地进行赈救。《元史・赵宏伟传》说：大德五年（1301年），“大风海溢，润、常、江阴等州庐舍多荡没，民乏食。（赵）宏伟将发廪以赈，有司以未得报为辞，宏伟曰：‘民旦暮饥，擅发有罪，我先坐。’遂发之，全活者十余万。”他不避罪责，毅然决策及时赈给，挽救了十余万灾民的生命。明代也有类似的史例。嘉靖年间，“海溢，没通、泰民庐”，主持两淮盐政的吴悌“先发漕振之而后奏闻”（《明史・儒林列传二・吴悌》）。这样的举措，也是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的。
强化防范措施，是统治者在海啸灾后的又一工作重心。《元史・泰定帝纪一》说：泰定元年（1324年）十二月，因“盐官州海水溢，屡坏堤障，侵城郭”，在“遣使祀海神”的同时，决定根据实际情势，“叠石为塘”。诏曰：“筑塘是重劳吾民也．其增石囤?御，庶天其相之。”《元史・五行志一》也有这样的记载：“十二月，杭州盐官州海水大溢，坏堤堑，侵城郭，有司以石囤木柜捍之。”
《明史・太祖纪三》说到崇明、海门“海溢”之后朝廷“遣官赈之”的同时，“发民二十五万筑堤”。《明史・陈?传》说：永乐九年（1411年），“海溢堤圮，自海门至盐城凡百三十里。命（陈）?以四十万卒筑治之，为捍潮堤万八千余丈。”据《清史稿・河渠志三》：“康熙三年，浙江海宁海溢，溃塘二千三百余丈。总督赵廷臣、巡抚朱昌祚请发帑修筑，并修尖山石堤五千余丈。”这种在灾害发生后及时修复海堤以防范海啸再次冲击的做法，体现了一种积极的行政政策。与“祭海神”、“修佛事”等行为相比，也体现了统治者显然更为清醒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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