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以来，关于3G的话题越来越热，一些人士甚至预测，我国将在今年发放3G牌照，且发几张都有了说法，似乎“万事俱备，只等牌照”了。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近日，记者在不同场合“洗耳恭听”了从运营商到制造商，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就3G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记者有一个很突出的印象，对于
3G,尽管信息产业部采取了务实的“积极跟进、先行试验、培育市场、支持发展”的方针，并且已经进行了相关准备，规划了频段资源，启动了相关试验，且今年将适时提出我国发展3G的决策建议等，但读者还是有不少问题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而这些问题如果说不清楚，就仓促上马，恐怕于事无补。今天，记者就有关问题调查罗列如下，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当然，我们更希望听到准确的解说。
问题一：建设方式
上马3G是重新建设新的网络还是在旧有的网络基础上进行技术升级，说法不一。此前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上马3G将带动上万亿元的建设规模，拉动GDP1至1.5个百分点左右。北京某著名大学的学者甚至做出了数学模型，认为将带动中国多少多少相关产业的发展等等。
但是，新近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一次有关3G的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50个国家和地区启动了3G,但除了和记黄埔在建设中新建了3G网络，荷兰由华为承建了WCDMA网络外，其他许多网络都没有新建，而是采取了与2G网络平滑过渡的建设模式。华为在阿联酋也是采取了这一混合模式。这种建设模式的重大变化，对3G投资规模将产生重要影响。
与之密切联系的是旧有的2G网络如何处置。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事实，3G的先进主要是在数据业务上的先进，而传统的话音业务、短信业务并没有太大的改进。在今天，现实生活中，现有的技术与业务的状况也只是验证了“二八定律”，即20%的人使用着80%的新业务，而80%的人则使用的是20%的基本业务。作为通信工具，打电话、发短信是移动电话最基本的业务，更何况现实生活中，许多文化学历不低的人连短信都还没有学会使用。难怪有人发问：老百姓真的需要3G吗？
问题二：技术先进程度
普遍的看法是，3G是比目前使用的2G更为先进的通信技术，传输速率更快，业务内容更加丰富等等，但就在还没有上马3G之时，更新的4G技术已经“拍马赶到”。如果从简单的技术发展逻辑角度说，4G应该是比3G更先进的技术。而且有消息说，4G世界标准将在2006年左右定型，2010年左右投入商用。
问题由此而产生。3G是过路技术还是有相对稳定期的成熟技术？作为一项重大的投资项目，不能连新技术还没有用熟就又去追赶更新的技术，或者如许多基建项目一样，出现“上马之时就是落后之日”的悲歌，国力决定我们还不能支付太多的技术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浪费”比“工程浪费”危害更大。
因此，有专家指出，3G是对2G的改良而不是革命。2G新业务还没有全部推开，手机现有的诸多新功能没有用熟，就急于去推更新的技术，有没有一点“猴子掰苞米”的意味？即便如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与美国、西欧对3G的需求就一样吗？据日本和韩国的3G实践，两国的消费者在业务内容的选择上都不一样，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3G业务，如何使3G业务更现实、更直接、更有效地为社会进步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提高电信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服务？这些都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问题三：标准选型
有关方面迟迟没有作出上马3G的决策肯定是有重要考虑的。是3种标准一起上，还是通过技术比选确定主要的标准体系，这些都应该是考虑的重要内容。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为TD SCDMA预留发展时间，且不论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但目前世界上3G有三种标准，其中，TD SCDMA是中国通信业百年来首次在电信标准上的重大突破。三大标准各有所长，并驾齐驱，如果真是为了等我们自己提出，且得到世界电信联盟确认的世界标准TD SCDMA，也未尝不可。目前，由国内外厂商组成的TD SCDMA产业联盟运转良好，从设备到终端都在积极研发之中。该联盟秘书长杨骅说，中国3G市场应该开放，但开放应该有利于国家的信息安全与以我为主的国内产业发展。
在中国电信业改革发展的历程中，以“市场换技术”曾是我们的追求。从七国八制起家的现代中国电信业已经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有了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之类排名世界前列的运营商，有了如华为、中兴之类影响世界电信业发展方向的电信制造商，中国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了世界电信大国。中国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25%，如果达到发达国家40%的低普及线，中国还将有2亿多用户的市场规模。在中国电信规模已经当之无愧地坐上世界头把交椅，且有了作为世界标准的3G标准之后，应该有信心用我们巨大的市场去引领世界电信业，特别是3G的技术与市场走向，实现从电信大国向电信强国的“历史跨越”。
问题四：资费标准
电信资费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3G资费标准与2G的资费标准在结构体系上有没有重大质的区别？这些基本问题将直接影响3G的发展前景。
与此相关联的是终端的平滑过渡问题。国内外不少厂商已经意识到，能否做到3G与2G手机的平滑过渡，能否最大限度地保护现有3.3亿多2G移动用户的利益，确保现有用户在手机使用上感受的连续性与一致性，能否在发展过程中确保原有服务质量与网络质量不下降等等，将直接影响3G的走势。从目前看，3G终端平均比2G手机成本高出二倍左右。按照中国目前的手机更换周期，农村18个月，城市12个月。在更换周期上似乎难度不大。但业务应用是个大问题，如果再次重蹈“二八定律”的覆辙，出现80%的人不想使用或不会使用新业务的状况，那么3G巨大的投入靠什么去回收？而且，如果上3G就必须换手机，那么将肯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3G的发展。
问题五：技术融合与环保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正呈现为重大主题。且不说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与因特网的三网融合，今天，技术已经使电力网也开始加盟到网络融合的交响曲中，而且融合不仅在网络技术层面推进，还在内容上加速整合。手机如今已经被赋予太多的功能，已经成为一种综合性极强的电子媒体，大有取天下电器而代之的走势。电话、照相机、摄像机、收音机、电视机、传真机、音乐播放器等等，技术已经使手机朝着无所不包的方向发展。
新技术加速了新产品的诞生，同时，也缩短了新产品的使用周期，促进了电子垃圾的迅速增加。这种趋势显然与减少资源、环境压力的努力大相径庭。
新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在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新形势下，已经益发明显了。社会学家指出，全球意识已经不够了，我们现在需要培养“行星意识”，从宇宙构成中，去观察人类的行为及其对我们的星球乃至太空发展的可能影响。加速新产品、新技术的推广力度是必要的，但这种新的追求应该有一种高尚的伦理追求做支撑。新技术、新产品要有助于减轻环境压力，增加社会福祉。单一的技术至上路线在今天已经不再可取，
问题还有许多，这里只是点一下题，请大家一起思考。对于3G，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急于发牌照、给谁发、发多少，而是要从技术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总成上来共同认识3G对中国的影响与必要程度。3G之后有4G,也许还有5G、6G等，如何把技术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把新技术可能的社会效益发挥到最大程度，这应该成为我们的追求。3G作为一种重大社会现象，我们应该加强认知。因为，3G也好，将来的这G那G也好，最终的支撑者，还是消费者。
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断定3G对于提升中国竞争力利大于弊，那么就应该早作决策！不要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所说“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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