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远金被终止代表资格体现了法律刚性
浙江丽水市庆元县岭头乡人大代表胡远金因两次无故不出席会议被乡人民代表大会终止代表资格。因为不作为而被终止代表资格的情况，在该省尚属首次。作者孙立忠投书人民时评指出 胡远金的行为已违反了法律规定，其被终止代表资格，体现出了法律的刚性
但孙立忠同时指出，也正是这首次，说明人大代表的出口还没有疏通。对于人大代表出口的疏通，他认为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各级人大常委会要严格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对违反法律规定，如“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人大代表，坚决终止其代表资格；二是选民或人大代表联名对不能很好履行职责的代表提出罢免。但实际上，两条途径都不算很畅通，被终止代表资格的很少，被联名罢名的也鲜见。其间有诸多值得人们深思之处，如何从上下两个方面加强对人大代表的监督，还有待探索。
消除农民与城市和市民隔阂的法律壁垒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近日撰文指出，根据国际经验和统计数据，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期。但是，城市化并不简单地等于城市的摊子扩张，也不简单地等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城市化还有更深的内涵，城市化，归根到底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的公共生活，新的人际关系及新的精神生态。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李培林认为，城市属于居住于其中的人。因此，城市的扩张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标。各地已经做出一些努力消除户籍歧视，许多省市都加快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户籍制度改革废除了市民、农民的身份制，为进城农民的市民化创造了基本条件。但市民化无疑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他强调，目前政府所需要做的，是消除造成农民与城市、与市民隔阂的法律与政策壁垒，为农民学习成为市民创造制度环境。
王海有义务自觉约束自己的“维权”行为
一度剑拔弩张的王海与“南极人”公司互诉案件，近日突然有了“戏剧性收场”，双双撤诉、握手言和。北京青年报评论员张天蔚就此发表评论指出，虽然王海一度被尊为“维权英雄”，王海在很长时间内也一直以此身份自居。因为这一因素，王海应该格外谨慎地处置自己的行为，而不能将自己的行为视为自己的私事。公众人物利用自己的身份，直接或间接地以公众利益的名义从事各种活动时，他也就事实上承担了对公众的责任。这种承担虽然没有严格的法律承诺，却因公众舆论的普遍关注而在事实上成立。
张天蔚指出，当王海高调宣布以消费者代理人的名义向“南极人”提起诉讼时，公众舆论已经被适时发动，而成为决定事态走向的重要力量。而且，王海对这一力量的存在和作用，并非没有自觉。现在，王海因为“朋友从中调解”，就以一个难以自圆的理由撤诉，显然违背了他与舆论之间事实存在的默契，也将消费者置于更加困惑的迷雾之中。
铁路未经听证提高票价乖于情亦悖于法
因为铁道部门未经听证即发布春运涨价的行政指令，令社会人士大为不满。铁道部门对此的解释是，2002年由国家发改委举行的那次听证会不是简单的针对春运票价上浮进行的听证，当时这个听证会就是要建立对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旅客票价机制……所以不存在每一年春运要专门进行一次价格听证会的方法。
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指出：铁道部门的如此做法和解释显然值得商榷。因为，铁道部门通过举行一个听证会否定了举行更多听证会的必要性，如此做法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铁道部门仅仅以一次一劳永逸的听证会，就否定了重大决策产生前进行听证的必要性，这是有悖于法理的。从程序法理上而言，听证是公民参与国家行政决策的重要程序权利。铁道部不能将“听证会”变成“立法会”，以听证的形式，为社会立法，为将来立法，为行政听证程序立法，更不能通过“听证会”来取消“听证会”。
让引咎辞职走向文化上自觉价值上认同
“引咎辞职”制度引入刚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公务员法草案。不少媒体为“引咎辞职从风暴走向制度”喝彩。但《南风窗》驻欧洲记者熊培云在南方都市报撰文认为：官员辞职未必要引咎。他认为比引入制度更重要的是让引咎辞职走向文化上的自觉与价值上的认同，这才是维护制度的最有效的保障。
熊培云指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辞职现象渐多，但是作为政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辞职文化，还有待进一步形成与完善。引咎辞职的建设，相对于其他刑事、行政、政治等制度性问责而言，既是道德的，更是一项立足长远的文化建设。任何夸大引咎辞职作用的做法都是危险的，它走到极端便是以道德敷衍法律；同时也不要认为“辞职文化”简单到进入条例便可一蹴而就。当有人质疑引咎辞职的官员如何异地为官时，更想看到的是哪些官员有勇气放下官本位思想辞职，将他们“丢官”变成推动政治文明具有建设性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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