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适
度经济增长和预防经济过热
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人们越来越理性化。从追求以量的扩张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到追求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再到坚持科学发展观追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反映了人们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不断升华。但是，无论认识如何全面和深化，有一点却是不应忽视的，即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又强调要保持稳定较快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
从1997年到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总水平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宏观政策的着力点是刺激需求增加和经济增长。从2003年开始，尽管消费需求尚未达到预期的增长幅度，但投资需求已经出现过热的症状，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上涨水平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既要保持来之不易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又要预防经济过热，这是对宏观决策的严峻考验。令人乐观的是，我国自2003年开始实行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宏观政策取得成效，国民经济在保持了较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又抑制了钢铁、水泥等领域投资过热的势头。但显然，投资增长和物价上涨继续过快的问题并未完全消除，这不能不构成对2005年宏观经济的潜在威胁。
从当前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今后宏观政策的走向应以保持2003年以来出台的政策稳定为主，并视国民经济运行情况适时调节，在一般总量调控的同时，突出结构调整。具体措施可考虑：一是继续对农业实行免税减负的财政政策，以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业增长；二是对固定资产投资实行总量控制和结构调节相结合，在保证对需要扶植产业财政和金融贷款资金支持的同时，继续实行有区别的信贷政策，限制过热行业的投资；三是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保持已出台措施的力度，抑制物价总水平的过快上涨。
保持适度物价水平和预防通货膨胀
经历了连续5年的物价低迷之后，2003年物价总水平开始上升，2004年物价上涨过快的势头被遏制，但物价继续上涨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2004年物价的基本走势是：1―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逐月扩大，1月份为3.2%，9月份则为5.2%，其后虽有缓和，但全年依然达到4.1%。值得注意的是，影响物价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的价格上涨幅度远大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其中，2004年5月以后，我国粮食价格同比涨幅在32%左右，9月份当月肉禽及其制品价格同比涨幅达到22.4%，都创近年新高。同时，受包括石油涨价在内的国际因素影响，进口价格大幅上涨，1―3季度同比分别为1.6%、9.8%和15.5%。此外，钢材、有色金属、石油、煤炭等基础生产资料价格2003―2004年上涨幅度已达30%―50%，电力价格在2004年内也连续两次上升。1―11月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受上述这些因素的推动，稍有不慎，通货膨胀甚至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发生不是不可能的。
当前面对的两难选择是，是继续控制物价的上升，使之有所下降，还是适度地放宽限制，使之温和地上涨。显然，物价下降有可能使刚刚摆脱不久的通货紧缩物价低迷的趋势重演，这当然不利于经济增长，而物价上升有可能使通货膨胀发生，也将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地发展。
控制物价的措施从根本上说是保持总供求的大致平衡，关键的措施是控制货币供应量。近些年的货币流通量总的看有些偏高，2004年后期由于宏观措施的见效才恢复到大致合理的水平。2005年保持这样的货币流通量速度是比较适宜的。只要货币供应量控制适度，物价总水平的大幅下降或上升就不太可能。
在物价问题上，在强调总量的同时要注意结构问题。其中农产品价格和钢材、有色金属、石油、煤炭等基础生产资料价格值得特别关注。农产品价格2003―2004年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但这种上升不会维持多长时间。其原因：一是2004年国内农业总体丰收，粮食产量出现恢复性增长，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二是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普遍下降。以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期货收盘价格为例，2004年第三季度比一季度小麦下降17%，玉米下降20.9%，大米下降10%。更何况农产品价格上升，对改变农民收入自1997年以来持续下降的局面是大有裨益的，所以总体说应该默许农产品的这种价格上升。
对于钢材、有色金属、石油、煤炭、电力等基础生产资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则另当别论，这些产品都属上游产品，上游产品的涨价已经并将继续引致下游产品的涨价，这为防范通货膨胀形成了真正的压力。所以增加这些原材料的产出以促使供求平衡，控制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应该成为2005年防范通货膨胀的重点。
刺激消费增长和防范总需求膨胀
消费需求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需求的变动状况，不仅反映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有所提高和提高的幅度，而且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也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我国的消费率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一直存在较大差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而我国1995年的最终消费率只有57.5%。1997年以后，中国连续几年实行了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最终消费率2000年提高到60%。但这一比率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开始虽然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也令人鼓舞，某些领域的投资甚至出现过热的问题，但最终消费率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到55.5%，2004年可能更低一些。所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应该是今后宏观政策的着力点之一。
但从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总体态势看，由于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旺盛，如何有效地调控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使之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而不发生过快增长的问题，也应该是今后宏观政策的着力点之一。要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又要保持总需求的合理增长，这又是宏观政策的一个两难选择。
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在实施总量调节的同时注重结构调节。从总量说，要改变从1998年开始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走向，改而实行稳健的或曰中性的财政政策，适当缩减国债规模，压缩财政赤字，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持2004年已经出台的货币政策走向，以达到控制投资规模进而控制社会总需求规模的目标。在结构上除了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对投资有保有压之外，还要积极刺激消费需求的增加。
针对消费增加缓慢的原因，要刺激消费增加，最主要的措施包括：一、抓住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有可能引发消费结构升级的机遇，稳步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证收入适度地增加并不失时机地提高消费率。二、调整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三、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增强居民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审慎地对待银行储蓄利率的调整，以增加居民的即期消费。四、发展新的信用工具，继续实行消费信贷，逐步地发展新的消费方式，增加新消费品的生产，促进新消费热点的形成和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
保持币值基本稳定和深化汇率制度改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汇率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强。
自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由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不大，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这种汇率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以形成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但是，实践证明，为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地发展，改革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什么时机改革，改革的动作宜多大，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审慎的抉择。现在的问题是，要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又要避免陷于某些国家迫压人民币升值的漩涡，这实际构成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两难选择。
人民币要不要升值？如果作为纯学术问题，答案并不十分困难。汇率是外汇的价格，在一个开放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中，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从2003年以来的情况看，不是不存在人民币升值的某种条件。但是，如果从国际国内一些更复杂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发现，如果贸然实行人民币升值，可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一是使良好的外贸出口增长势头发生逆转；二是使国际性投机资本在短期内大进大出，造成国内市场动荡，并引发金融风险，从而使已经出现的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势头受到挫伤；三是大量外资的进入，也会使对人民币的占用急剧增加，从而迫使人民币供给的增加，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四是被动地承受个别大国因财政赤字、外贸逆差而转嫁给别国的负担，并可能引起亚洲国家汇率动荡。权衡利弊，人民币汇率至少在近期内维持基本稳定是理智的选择。
当然，从长期说，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是毫无疑义的，为此我们必须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作者系南开大学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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