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作思考，我们不难发现，上述这些解释方式，无论它们之间有多大差异，但都有一个相同方面，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就是：“以……解马”，其意义就是：通过某种“中介”（从学术实践看，这种“中介”实际就是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重新阐释、理解以至重新表述或重铸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们看来，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也罢，当代意义、当代价值也罢，似乎都不能靠其自身来显示，而必须通过某种中介才能彰显，才能理解。因此，它们对上述公式中介词结构的关注，对所谓中介的关注，要远胜过对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如果人们接受上述研究方式，以为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只有通过“中介”才能发现，那么，他们就必须公开或潜在地承认，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意义是不完满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追求，与其说是要恢复、挖掘和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学术性，不如说是贬低了它的学术性。这是时下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诉求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之一。
这种“新”的研究方式对“中介”表现了过多的兴趣甚至崇拜，导致许多关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与其说是关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不如说是关于“中介”的某种评介，以至于使人们怀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还是仅仅是关于“中介”的一个样态？虽然如此，但是人们还不能说，它们的论著中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子。事实上，体现时下学术性诉求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少论著，都比较注重征引马克思的原典，不仅如此，而且其征引的广泛程度还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但是，问题不是在于它们是否征引马克思原典，而是在于它们是如何征引、进而又是如何理解那些原典的。从相当数量的论著看，它们对于原典的征引或理解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出发，而是从它们想到的某个观念出发的。比如，想到一个现代性的观念，就在马克思原典中寻找相关或似是而非的论述，搞出一个现代性的马克思；想到一个后现代的观念，就在马克思原典中寻找相关或似是而非的论述，搞出一个后现代的马克思；而想到一个女性主义的观念，就在马克思原典中寻找相关或似是而非的论述，搞出一个女性主义的马克思。这种做法看起来荒谬绝伦，研究者也并非不知道它荒谬绝伦，但实际上却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默许的或通行的做法。别的不说，这种对待原典的态度，与过去弥漫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那种断章取义的理解和零打碎敲地运用的做法，如出一辙。研究者似乎认为，从来都没有必要去区分马克思发表的著作和未发表的著作，重要的著作和不太重要的著作，体现其思想特征的著作和一般性的著作，而只要是“马字号”的，就要一视同仁地看待，就要零打碎敲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应用在我国虽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如何对待其原典，仍旧是一个没有解决、甚至是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这种风气，在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更加强盛。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不仅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而且使这一哲学自身的统一性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种对待原典的态度及其研究方式，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跌入“碎片化”的困境，而且也消弥着它的鲜明立场和内在精神。“以……解马”的学术实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疆域，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那些“中介”之间的“过度诠释”，淡化甚至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固有的边界，使其作为西方哲学漫长历史中的某个“流派”、某种“样态”的价值远远大于它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革命理论的价值。这种“煮粥”式的做法，把一个原本具有崇高使命的学说变成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平庸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诉求，仍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强劲思潮，表面看来，它似乎只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式或研究手段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如何全面、正确、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是由于它在这一哲学的基本立场及其以现实批判为手段、以人的解放为旨归的内在精神上保持了一种“世故的缄默”，从而在深层次上揭示出一个更复杂而尖锐的问题：如何严肃认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本质？这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应绕开的问题，同时也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绕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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