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玫曾经成功执导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破了央视几年的收视纪录,回响至今未绝。
如今,由她执导的《汉武大帝》又在央视热播,已数周连续高居收视排行榜之首。同时,这部戏引起了一股“历史热”、“文化热”,使一向保持低调的胡玫又一次走到了被媒体关注的焦点上。近日,记者独家采访了这位女导演,以下是她亲口说戏。
历史正剧不仅突出一个“正”字
《汉武大帝》定位是历史正剧。正剧当然要突出一个“正”字,所以,我们的创作原则首先是尊重历史基本脉络的,《汉武大帝》的目标是打造一部宏大的历史史诗。
实际上,《汉》剧很多精彩的段落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而恰恰是历史中的实录。这就是我理解的历史客观主义或者说写实性。但是电视剧不单纯是一种艺术作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电视剧首先也是一种商品。作为商品不能不受制于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必须考虑观众的消费心理。这也是制约电视剧艺术的重要条件。所以,历史正剧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传奇性、戏剧性和娱乐性。正剧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虚构成份,否则就只需要编教科书而不用搞艺术创作了。我曾说,《汉》剧是我继《雍正王朝》之后的又一次“新古典主义”艺术探索。新古典主义并非志在复古,而是志在古为今用,在《雍正王朝》中,人们可能注意到两个特点,一是语言基本用白话、现代汉语,甚至京片子;二是音乐和摄影处理追求现代感,使用了西洋音乐。《汉武大帝》一戏也是如此。使用这种现代的艺术手段,目的就是用新的表现语言来处理古典的历史题材。
史书记载下来的毕竟有限。很多东西不但记录简单而且晦涩难懂,这就出现了您提出的问题:如何把握历史事实和创作虚构的关系?我想,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我们仍可以在艺术的空间里寻找无限,按照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命运发展逻辑来揣摩他们当时的心态,寻找那些重要的历史端点,进行创造性的解读和重新阐释。我们当然不可能考证历史人物每一句话当时是怎样说的,但是我们试图依靠历史找到内在的逻辑关系,虚拟出那些语言。然而必须以历史真实为“核心”,艺术再夸张也不能完全脱离这个“核”。
当然,考虑到现代观众的消费心理,有时也必须有所让步,所以即使正剧也难免有戏说的成份。比如黄老和儒道之争,那些辩论本来非常“形而上”,容易把观众讲跑了,观众很难忍受那种“之乎者也”的大道理。人们还是要看情节,要通过故事领略历史。所以我始终必须认真讲好每一个故事。
拍摄过程曾让人发“疯”
你问我《汉》剧中哪些片段让我拍摄得忘乎所以,激情难耐?我都数不出来了。因为我珍爱我的每场戏和每个人物。当然,也有一些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场景。比如晁错之死、田窦之争、张骞归来、漠北大战以至武帝之死等。
“田?和窦婴廷辩”这场戏,拍摄前,所有的演员都不自觉地进入了一种激情状态。到了走戏的时候,很多精彩的东西并非预先设计,而是随着演员的灵感在现场碰撞出来的。扮演田?和窦婴的演员当场动真情地大吵起来,摄影机在他们眼睛里仿佛根本不存在。
有许多场戏中,我们摄制组的主创们都已进入“忘我”的境界。这不是故弄玄虚。我们有一位制片人讲过一句妙语。他说,《汉武大帝》这部戏在不同的阶段上,会让某一群人发疯。真的,我们这些创作者真的是疯过几次了。比如当剧本写到后期的时候,编剧江奇涛已经“走火入魔”。他请求我说,必须让他从宾馆高层楼搬到一楼,不然他担心哪天一写到激情的时候会开窗跳下去。拍摄中,我们的主创们经常通宵达旦地争论剧情的走向,以致废寝忘食,不管第二天还要拍戏。陈宝国、焦晃等主演在现场经常激动地发作情绪,搞得工作人员害怕地躲他们,说他们是“戏疯子”。实际上,拍摄期间,整个摄制组经常处于一种亢奋之中。
历史难以承载之重
在拍摄这部戏之前,我们曾请来多位汉史专家讲课,使大家从对汉史一无所知,到基本有所了解。为了准备这部戏,我花了许多的时间在全国走访汉代遗址。在霍去病的墓前,我抚摸着石雕,想像着2000多年前这位天才少帅马踏匈奴的雄姿;站在大将军卫青的墓前,我回味着他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一生,百感交集;而当我面对高大的汉武帝茂陵时,心里浮起的是一种悲壮之情。站在那些地方感受着晚风吹过,在记忆中捕捉他们生命的印记,感慨着历史的沧桑变迁,涌到心头的正是这样一句歌词 “千百年之后,谁又还会记得谁?”
在新疆我踏访过坎儿井,那正是汉武帝时期屯戍士兵创造的干旱地区的地下水渠,这种水利灌溉方式一直延用到今天。在博物馆中,面对那些巧夺天工的汉代手工制造品,让我感受到汉代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都是让我激动过的东西,其文化含量之重也绝非单纯一部戏所能全面承载的。正是对于汉代的这种历史人文感念,使我对这一题材始终充满敬畏之心。
真实的力量胜过技巧
作为历史人物,雍正皇帝的历史地位自然不能与秦皇汉武相提并论。此外,和《雍正王朝》相比,《汉》剧从制作技术上讲当然是大大进步了。摄影虽然都是池小宁,但艺术水平又高了不少。无论戏剧场面的规模、历史文化信息的负载量、政治历史思想的深度以及题材驾驭的难度,《汉》剧也都是《雍正王朝》难以比拟的。我曾对工作人员讲,尽管是在拍二千年前的故事,但我们必须追求给予观众一种现场感,一种身临其境的“幻真感”。因为感受真实的力量胜过于任何拍摄技巧。
有人说我这部戏的造型比较复古。这种造型可能不如有些历史剧服饰华丽漂亮,但是我们的化妆造型是根据汉陶俑、汉像砖来创造的,追求的不是华丽,而是一种接近古典的真实。
在镜头处理上我们使用了不少电影手法。但是目的不在于形式本身,而是形式为内容服务。比如“杀晁错”前,景帝彻夜失眠一场戏,我们特意对那只竹简作了精心处理。竹简反复掉落,镜头反复出现,剪辑师非常强调了这组画面,目的就是为了用这个细节来展示景帝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除了外部的真实,我更想追求的是内涵的真切。你可能注意到,这部戏中没有简单意义的好人和坏人,只有富有真实人性的人,这才是现实中的人。对重点反面角色,如田?、中行说,我们都没有简单化地处理。
你注意到我们对战争的处理态度也很客观。事实上,匈奴也不是单纯的好战民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靠天吃饭,靠草原吃饭,一旦发生天灾的时候,为了生计只能去抢掠。对于汉朝来讲,和匈奴的战役打得都十分惨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认为,与其简单地期待谁是胜利者,不如深刻地揭示人们为什么而战、胜的代价和败的惨痛。这种历史冲突最终是没有单纯意义的胜利者的。终局必然是两败俱伤,从而让人们从心里反对战争,呼唤和平。所以,对战争场面我没有刻意营造恐怖的氛围,我希望观众通过我的戏获得高于战争本身的思索。
我为自己自豪
不管人们怎样评论,我还是要为我自己叫好。我原来是学电影的,干电影导演的,属于所谓“第五代”。但是,我近十年拍得较多的是电视剧。《雍正王朝》、《忠诚》、《香樟树》、《汉武大帝》这几部戏都曾在中央台黄金一套播出,都取得了同期最高的收视率。《汉武大帝》是最难的一部。有朋友曾对我说,这部戏本应是国家工程,不应由民间来拍。但是,这部戏终于由我导演而完成。尽管有许许多多不尽人意之处,我相信这部戏会和《雍正王朝》一样长久地流传下去。我为自己在中国舞台上拍出了这样一种规模的史诗而感到自豪。事实上我参与了这部剧从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包括编写剧本、筹资、拍摄,直到制作完成。这个过程,对我可以说是一次生命历练!这期间我们曾经历了一些可怕的天灾人祸 非典、酷暑、严寒、暴风雨,其间还几次遭遇摄制经费枯竭的危机。有几个关头几乎面临山穷水尽。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放弃。许多人包括你也这样问,作为一个女人你怎么受得了?我是女人,我的职业是导演,从事这份职业就要准备做一个不断和困难搏斗的人,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可能要面对困难,并不因为你是女人,男人们就会原谅你,也并不因为你是女导演,观众就会放松对你的要求。
我觉得我没有被击垮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我热爱这个事业。因此没有什么承受不了的!作为女导演,我的优点在于对人比较宽容、细腻,有韧性和弹性。缺点呢,我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智商不够高,觉得自己很笨。所以我必须以勤苦来补拙,起早贪黑,比聪明人更勤快。好在我热爱体育,身体还不错。
我从网上看到不少评论,那些善意的意见往往让我眼前一亮。我惊讶人们看得那么细致,包括纠正每个错字的读音。对此我特别感动。许多细节我的确有所疏忽。这部戏58集,我每看一遍就要近60小时。一天看上10小时,也要看上6天。而在制作周期中,每一天都意味着十多万的花销。为缩短制作周期,不得不对细节有所忽略。每一次修改也都意味着金钱,总之,一个错字的纠正,就意味着必须修改一整集,就是几万块。所以只有同行才会知道其中的难处。每一部作品都是遗憾的艺术。这部戏的规模太大,难度太高,而人力物力毕竟有限。
拍摄一部大戏经受的磨难是常人难以想像的。而且也永远会留下数不清的遗憾。也有很多力不从心的时候,比如“泰山封禅”,按照史书的记载是十几万人的隆重仪式,我怎么可能拍得起?还有“七国之乱”的战斗场面,我们原稿中设计了一场使用100辆战车的大战,但巨额的投入无法承受。我既是导演也是这部戏的制片人,所以我经常要和自己打架。上午做的是导演,苛求着艺术质量,想拼命拍出规模;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我的头脑必须恢复冷静,要担忧进度周期能否完成?资金能否支撑够用?这时候我又必须进入制片人的角色。所以尽管有那么多人把关,剧中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之处。审片专家和有关领导提出了上千条意见,比网上提出的多得多,我们修改了涉及政治、民族和有关政策的四百条左右。其余的,当时就知道会是遗憾。唉,我只能把这些遗憾记录下来,作为下一次的创作教训。
当然,也有一些意见,我不能完全同意。见仁见智吧!最重要的是,这部戏已引起了人们对民族历史传统的关注,这一点让我深感欣慰。我听说,由于《汉武大帝》,很多历史书籍在热卖,不少学生开始认真读《史记》,人们重新在寻找我们故往的精神家园,我们的根!这正是我们拍这部戏的初衷。好在我终于把这部戏做出来了。当然,付出的是百分之二百的努力。许多人告诉我,他们观看此戏后有一种被震撼的感受,不相信此戏能出自一个女人之手。为此,我深深地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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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汉武大帝》在中央电视台的热播,焦晃家人经常接到朋友的电话,大都因为看了焦晃扮演的“景帝”心力交瘁的样子而对焦晃的身体状况表示担心,这让焦晃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和角色融为一体,忧的是有些观众混淆了演员和角色的关系。焦晃说,演员不能让自身压倒角色,而是应该服从角色的一切需要。爱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自己,这是他表演所遵循的原则。他在《汉武大帝》这样一出大戏中有哪些心得?近日,焦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不能让明星的光环笼罩角色
焦晃说 《汉武大帝》刚播出时,有观众觉得我扮演景帝不如以前演《雍正王朝》时的康熙那么洒脱,显得放不开手脚,其实这是历史赋予汉景帝的规定情境。他解释说,景帝时代,面对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加上个人的性格局限,他没有潇洒自如的资本。如果按照历史功过打分,清康熙是95分的话,乾隆就是90分,而汉景帝呢?大概只能有80分,而且这80分还是在曲折起伏中慢慢才达到的。开始的时候甚至是不及格,因为那时景帝的性格基调是想有为而不能为、不敢为,事事唯母命是从。他从未打过仗,处事又多虑寡断,甚至在压力下乱了方寸,杀了他的政治同盟、恩师晁错。可是他身为皇帝又必须撑在那里,苦苦挣扎,所以这个人物不可能像康熙那样飞龙在天、乾纲独断。为此,焦晃设计了这样的细节――景帝靠窦婴的机智勉强应付了太后逼他立梁王为储的突发事件,回到自己的宫中,衣服滑落尚不觉,倒在那里失魂落魄;腰斩晁错,他倚门独立,仿佛一根手指就能把他戳倒;可等到平定了七国之乱后,他有了一些把握,也和太监、大臣开始眉飞色舞地聊天了,这时候他两手叉腰,显出一些自信;可是立太子的难题又冒出来,他马上又把叉腰的双手放下来,思索如何说服母后而又不伤她的心。通过这些小细节可以看出,景帝经历大乱开始成熟,苦心经营,能打70分了。他为给汉武帝刘彻开创新局面用尽心机,可心机用过头逼死了忠臣周亚夫,分数又下降了,到了临终向窦婴托孤,预见未来朝政的危机,分数又开始涨了……焦晃分析说,景帝的一生一波三折,是有阶段有过程有变化的,就像写文章不能把第一段的内容放到中间,也不能把中间部分放到结尾,不能乱了章法,人物的表演也是根据情境而变化的,一个有机谋的“景帝”一定是晚期的“景帝”。
焦晃分析说,我演的是一个从懦弱中成长起来的景帝,而不是带着明星花环的焦晃。我不喜欢演员在任何戏里都是一个样子,也不提倡观众只看演员不关注角色,那样的话演员真的是角色的符号了?
历史剧应该是严肃的
焦晃认为,中国的皇帝值得抒写、作传的并不多,所以当有人提议要把宋朝的皇帝一个个都写出来拍成电视剧的时候,他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历史剧的功能是什么?当然是有现实意义的,所谓“以史为镜”嘛。一部历史剧,不光应有娱乐的功能,更应有让现代人思索让现代人借鉴的成分才对。历史上的皇帝都能让人传颂吗?写一个碌碌无为的皇帝,热衷于后宫里的争风吃醋,还不如把资金、把精力投入到现实生活,关注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呢
焦晃坦率地说自己反对戏说、凭空编造故事。当然,严肃的历史剧做到雅俗共赏很难,但是艺术商品毕竟不是一般的商品,除了商业价值之外还要有审美享受的功能,提高精神境界的功能。尤其是对青少年观众来说,一部戏可能改变他们正在形成的人生观、道德观,还有历史观,从这一点上说,作为艺术家,有责任有义务传播正确的观念,不能容忍把中国文化都做成“娱乐”。
谈到《汉武大帝》,焦晃肯定地说 这是部不错的戏,是严肃的,没有故意戏说和胡说的成分,是对观众负责的。他认为从《雍正王朝》到《汉武大帝》,胡玫导演坚持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但从制作上、从技术含量上来讲,《汉武大帝》又前进了一大步。当然,作为这样一部大戏不可能没有遗憾,不可能没有历史疏漏,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焦晃说,如果没有卖片集广告的顾虑,这部戏还能精炼一些,压缩集数,加快节奏,会效果更好。
演员敬业天经地义
对于老演员焦晃的敬业精神,剧组人人赞不绝口。为了拍《汉武大帝》,他和年轻人一样,常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过度劳累使他在“文革”中落下的腰伤复发,可是他隐瞒了医生让他全休的警告,回到片场继续拍摄,没有因为自己耽误过剧组的进程。提起这些,焦晃不以为然,他说,演员敬业是天经地义的事,医生不能草菅人命,老师不能误人子弟,演员也一样。
焦晃说,《汉武大帝》拍摄的一年多时间中,整个剧组像大家庭一般齐心,没有眼下不少剧组流行的聚众赌博、明争暗斗、酗酒伤人之类的坏风气,有的是对艺术的细究探讨。为了做到一举一动都有据可依,剧组主创人员在拍摄前都参加了汉史专家主讲的培训班,认真学习礼仪和历史知识;从穿棉衣还冷得发抖拍到地表温度60多度的酷热,其间还有非典,这样的煎熬,没人懈怠;到后来全剧组差不多个个进过医院,陈宝国几次晕倒在现场……
每一个角色都让焦晃用心体验过,以角色的状态生活过,这让焦晃感到苦、累,但却是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