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海啸受灾国应该得到捐助，这本不是一个问题。然而，却有人认为：从激励角度看，灾害后的经济援助是无“经济理性”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说：这种对灾害后损失的救助降低了灾害的伤害性，减少了灾害引致的痛苦，从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受灾国对灾害的接受度，使其缺乏缩小灾害振幅和防止灾害重现的激励。有的经济学家
这套逻辑听起来荒唐，但现实中的行为并不鲜见。著名经济学家巴罗曾经在他的文集里不无自豪地提及他和爱尔兰传奇摇滚乐队U2关于非洲艾滋病救助的争论―――当宅心仁厚的U2试图说服巴罗参与改善非洲艾滋病患者生存环境的活动时，这位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守望者却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因为他认为，所有减少艾滋病痛苦的努力都是对预防艾滋病的负面激励，本质上是无益于消灭艾滋病的“蠢事”。
必须明确，经济学是一门以价格为中轴的社会科学，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它的边界。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有价格，生命就是最好的例子。既然不能给生命标价，那么经济学习惯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就将无从施展。一味牵强地抬高经济学的“显学”地位，纵容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肆意渗透，只能得出有悖于人之常情的冷酷结论。
从大海啸这一特殊事件看，单纯的经济学分析是不合时宜的。在这里，正如边沁所言“衡量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经济学标榜的“效用最大化”没有市场。当然，海啸毕竟是极端的特殊事件，在其他略显平常的事件上，经济学的冷酷是否因为不易察觉而被忽视了呢？这取决于研究对象是否处于经济学分析的合理边界内。
关于海啸的经济学分析至少提醒我们，在面对其他诸如“扩大贫富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降低失业保险有助于充分就业”等稍显另类的经济学论断时，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经济学不是万能的，经济学家的话也并不总是令人信服的，没有边界的学科绝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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