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生产力而言，中国传统社会属农业社会形态，其社会的基本单位为家庭。家庭承载着生产、生活和繁衍后代的主要功能，由家庭为中心辐射和扩散的血缘关系形成农业社会的主要联结纽带。从家庭―――家族―――宗族的血缘关系衍生出维护和强化这种关系的宗法文化，并上升为儒学，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和主流文化。在宗法文
从表面上看，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宣扬独一真神惟上帝，禁止任何偶像崇拜，包括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根据拜上帝教义，所有男女都是上帝子女，相互是兄弟姐妹，似乎淡化了家庭和家族的血缘关系，排拒和削弱了宗法文化，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透过拜上帝教的包装，宗法文化仍然以新的形式或话语强烈地显现出来，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强化。
其一，洪秀全构建了上帝家庭，把上帝“夫妇”奉为父母，耶稣为长子，洪、冯、杨、韦、石分别为第二至六子，萧朝贵为上帝女婿。于是这几位凡间的异姓骨肉成了上帝家庭里的兄弟姻亲，使领导集团用上帝的血缘联结起来，增强亲和性与神秘感，成为特殊的神权宗法集团，强化太平天国诸王权力神授的意识。这显然是传统宗法文化的宗教新版。
其二，洪秀全的诏书与著述、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天父、天兄圣旨等官方文献，都强调儒学中的宗法伦理道德。孝和忠仍然是太平天国宗教文化的重要内涵。宗法文化与宗教语言相互融合，形成太平天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主导着天国领袖和臣民的社会与政治行为。
其三，太平天国一度推行举家入营、拆散家庭的战时军事化组织制度，建都天京后在城市强制实施，严重损毁了城市的传统宗法的社会基础。结果，引起臣民强烈不满与抵制。杨秀清被迫让步，下令恢复家庭，夫妇家室团聚。可是，诸王却恪守宗法文化，维持家庭、家族的常态，表明他们拆散城市家庭的目的并非针对宗法社会，也不是宗法理念的淡化，而是战时的制度安排。迨至推翻清廷、一统天下后，就会恢复传统的家庭生活。
其四，太平天国领导层和高层文武的宗法理念浓烈。他们的宗法意识归结为三个范围：血缘、地缘、派系。具体而言，家庭同族是首选，其次是同乡同籍与同一派系或官场隶属关系。如此，形成天国体制内多元宗法集团之架构，从中央到地方构建错综复杂、相互兼容或对立的关系网络。
其五，天京事变后，上帝大家庭的神话破灭，宗法文化的包装剥落。尽管洪秀全继续鼓吹拜上帝教，却热衷于皇权的包装。各级文武官员缺乏兴味，复归世俗的宗法政治理念，并主导他们的政治行为，引致制度安排多变，权力斗争加剧，政局陷入分裂与混乱，成为天国衰亡的深层文化因素。
一般而言，政治理念主导人们的政治行为，而政治行为则要通过制度安排和实际权力运作得以体现。从太平天国的制度安排方面看，可注意者有以下几点：1、太平天国继承了传统的君主专制，它标榜建立的新朝仍然是旧式王朝的新包装。洪秀全称天王，封立幼主。他和他的后世永远是太平天国的君主，代表上帝和耶稣统治天下万国。显然，这是传统的家天下之制度安排。2、洪秀全还仿效西周，分封诸王，管制四方各国，而且诸王都是世袭，各有王府，自成体系。不仅如此，王以下封爵也一律世袭。较之清廷更加强化宗法制度。3、洪氏及诸王同宗一概封为“国宗”，成为天国显贵。他们都从天国得到特殊的封号，并能世袭后代，永远享用。这就从制度上确保了宗法社会的传承和持续。4、天国后期宗法化的制度安排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无序化与恶质化的发展。洪秀全随意抬升洪氏家族权力与地位；地方军事将领纷起构建个人宗法军事集团；洪秀全滥封王爵，众建诸侯，宗法政治恶性泛滥，导致了太平天国政局的混乱，朝政腐败和割据分裂。
从权力运作方面看，可注意者是：1、前期维持中央集权的权力结构，洪秀全挂名天子，杨秀清总揽军政，强势展开权力运作。根据制度安排，首义诸王和广西老兄弟基本执掌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宗法政治得以落实，并能有序与规范的运行。但是，首义诸王对既有权力结构并不满足，亟欲改变现状，形成杨秀清与诸王的权力斗争，终于无法调和，酿成血腥的内讧。2、洪秀全亲政后，强化君主专制，不再封授军师，但封其兄为王，异姓封王受限。因内讧导致中央实力衰弱，洪秀全遂扶持地方将帅，重建五军主将的权力结构，维持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均衡，但不能消弭二者的矛盾和冲突。当洪仁?被天王重用，迅速加封为军师和王爵，总揽军政，破坏了五军主将结构。而且，洪仁?锐意改革，企图通过新的制度安排重建中央集权体制，并有意削弱地方势力，遭到李秀成等的抵制和抗争，并把改革解读为强化洪氏家天下的政治行为。结果，围绕第二次西征和安庆战役，天国战略指挥因派系斗争陷入分裂，导致安庆失守、陈玉成集团覆灭和洪仁?的革爵，新政归于失败。3、天国晚期，洪秀全继续发动洪氏家天下的制度变革，李秀成兄弟公开反对与抗拒，洪、李家族纷争遂成天国的主要权力冲突，中央、地方文武被选边划线、引起新的权力分化和政局动乱。此实为天国迅速覆亡之一大主因。
总之，因为宗法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农民世代深受这一文化的浸润，因此，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人民大众，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宗法文化的理念与经验，选择改朝换代的革命模式的宗法文化为主导的制度安排。从陈胜、吴广，到黄巾起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都不例外，太平天国政权也没有新的选择。
反观太平天国运动的敌人湘淮军系统，更是以宗法文化为联结与整合纽带，诸多家庭、家族、宗族从军，形成若干血缘军事集团，如曾国藩、李鸿章、李续宾、周盛波、张树栅、刘长佑等都是典型。同时，地缘也是湘淮军人脉关系的重要依据。长期的隶属关系则是各个军事集团共生相依的凝聚因素。经由曾国藩创制，后期分化为曾、胡、左、李四大派系，其制度安排和运作，都是宗法文化的政治体现。可见，太平天国与湘淮军事集团处于同一时代，都接受和认同宗法文化。其政治理念、政治行为虽然有不同的话语和表征，但宗法文化则是共同的深层文化导向，因而也就产生了殊途同归的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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