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说的是苏东坡在王安石处看见一首未完的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东坡认为黄花即菊花，西方属金，金风乃秋令也，当西风劲吹、群芳零落之时，唯独菊花抖擞奇葩、凌霜傲开，王安石说“吹落黄花满地金”岂不错误！于是信手续上“秋花不比黄花落，说
苏东坡的错误在于过于自信，先入为主，未经调查研究，便轻率地否定了别人。古往今来类似的失误并不少见。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便是一例。郭老在该书中说，杜甫拒绝作河西尉，是嫌那里是穷乡僻壤之地，想找一处收入丰腴之地居官。这未免冤枉了古人。根据《元和郡县志・关内道》、《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杜甫时代的河西县只离京兆的奉先县（陕西蒲城）50公里，并非路远程赊、荒凉不毛之地，郭老却把此河西当成了唐代的方镇河西，该方镇治所在凉州（甘肃武威），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历史学家洪业1979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曾吟诗指出这一错误：“少陵不作河西尉，总为凄凉恶榜笞。何把近畿移远地，遽挥刀笔肆诛夷。半生卓立辟雍外，一语难将驷马追。奉告先生诗有教，温柔敦厚更莫疑。”洪业认为，杜甫之所以拒绝作河西尉，是因为尉的职责是杖打犯人，温柔敦厚的杜甫下不了手，他宁肯挨饿，也不肯担任这一职务，这正是杜甫人格的高尚处。仅仅是一个地名的争论，郭老对杜甫颇有微词，洪业却赞扬杜甫有民胞物与的襟怀。其实，郭老做学问还是很严谨的，五十年代他出席一次国际纪念会时，“遇到有关屈原的一个问题不能解决，还特意从国外打来电报向援庵（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教授）老师核这个史实。”（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67页）《李白与杜甫》一书写于“文革”期间，郭老如此抑杜扬李，也许是有难言之隐，但借地名抨击杜甫，又确实是一次失误。
清史专家戴逸教授也有过类似的失误。他1993年10月在河南巩义市召开的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时说：“前几天我来的时候经过一个竹林镇（属巩义市管辖），我看了以后想，这个地方跟竹林七贤有什么关系啊，好像竹林七贤也应该在这一带活动。”又说：“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也是在这个地方。”（见《洛?与河洛图书》第11页）可惜此“竹林”不是彼“竹林”。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等7人以嵇康寓居的河南山阴县（今河南焦作市东北40公里的修武县境内百家岩）为活动中心，他们在那里的竹林中偃仰啸歌，飞?联吟，至今仍留有“嵇康淬剑池”、“刘伶醒酒台”等遗址，这与巩义市的竹林镇了不相干。戴教授疏忽了，以致出现了小小的失误。因是即兴发挥，不必一一查对，误记一个地名在所难免。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名家即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不可能吞吐八荒，囊括尽天下的学问，写文章偶有失误，自在情理之中。难能可贵的是，有些名家一旦发现自己的失误，便马上改正，为学林留下一段段从善如流的佳话。如已故的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怀疑徐光启所作《徐氏庖言》一书中的“庖”字可能是“危”或“卮”字之误，在1962年6月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徐光启著作中一个可疑的书名》一文。次日便收到读者来信，指出“庖言”系“代庖之言”，且有从巴黎国立图书馆摄回的显微胶片为证。陈垣教授认为所说有理，马上表示赞同，并在6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作了答复，指出“庖言”之说“可作定论”。他这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受到了学人的称赞（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47页）。季羡林先生是又一个例子。他于1998年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漫谈皇帝》一文，其中说：“生长于高墙宫院之内，养于宫女宦贤之手，对外面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有的根本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因此才能产生陈叔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其实，说这话的不是陈后主叔宝，而是晋惠帝司马衷，从司马衷到陈后主，差不多隔了300年，季先生记错了。此文发表后不久，钟叔河先生便著文指出了这一小小失误。不久，季先生在接受《今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我错了。”他这种坦荡诚恳的态度同样受到学术界的赞誉。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名家写文章尚且出现舛误，谫陋??如我辈，做学问就更应该谨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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