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哲学与社会科学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搞哲学的人不研究或很少研究经济和历史，而搞经济和历史的人又往往不太懂得哲学。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大师在这方面作出了成就，但实属凤毛麟角。这种状况不仅极大地阻碍了哲学自身的发展，也阻碍了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
哲学发展史证明，凡属在哲学史上开宗立
在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之后，马克思能够超越黑格尔，建立起新的世界观理论体系即“新唯物主义”，也是因为他能够从神秘的思辨中摆脱出来，深入地研究经济学和历史哲学，并借助它们去解剖市民社会，考察人类历史，才完成了第一个伟大发现，实现了人类认识史的伟大变革。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却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脱离了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开辟的科学研究的道路，重新陷于抽象的思辨之中。例如，搞认识论研究的人闭门玄思认识和实践、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搞历史观研究的人皓首穷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他们或许也很关注现实，并力图用哲学的基本原理去解答这些现实中涌现出来的问题，但是，他们解答问题的方式却是用哲学原理去“套”客观现实，以为只要把千变万化的现实套入一个预制好的固定框架中，问题就算得到了圆满解决。这种用理论来“裁剪”现实的做法早已受到恩格斯的批判，但至今仍很时兴。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哲学的研究脱离了具体科学。如果不借助于具体科学这个中介，企图用哲学理论去直接说明现实，除了用原理的“标签”去“粘贴”现实，还能做什么呢？
因此，要使哲学摆脱目前的处境，步入繁荣发展之道，就必须克服纯抽象研究的方法，实行哲学与具体社会科学的联姻和融通。
第一，加强应用哲学的研究，实行哲学与具体科学的联姻。哲学家首先必须研究某一具体科学，并据此去研究某一具体领域中具体的现实问题，然后才能运用哲学的方法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观点。例如，你要用哲学的武器去批判地研究经济问题，那么，首先就要下一番功夫钻研经济学，并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去解剖经济现象，在此基础之上，你才能作出深层次的哲学“透视”。哲学对政治或文化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企图撇开具体科学这个中介环节，直接地用哲学去批判世界，那就只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凌驾于世界之上，对这个世界漫无边际地胡乱批判一通；或者从实证主义出发，用哲学的观点去“解释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
第二，突出问题意识，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现在，哲学界有一个通病，不管研究什么问题和从什么样的角度研究，动辄就想建立一个体系，而建构体系的方法就是把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规律，加上“老三论”和“新三论”的原则，生套到现实事物的头上。如此这般的应用哲学或哲学的应用，就像普列汉诺夫曾尖锐指出的那样，不过是以一种扩大化的形式所进行的同义语反复。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提出了“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科学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告诉我们，不仅要善于捕捉现实中的那些关系到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要深入到这些问题所属的特殊领域的特殊对象之中去，具体考察其发生和发展的本质根源及其运行的内在机制，然后从中抽绎出特殊的逻辑规律。在这里，一切先验的观念都是应该破除的，哲学的思维是作为一种活的灵魂贯注在整个具体的研究过程之中，而不是一种在研究之前就已确定好的外在构架。
第三，提高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哲学素养，实现具体科学与哲学的融通。现在，不少搞社会科学的同志，不太重视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哲学素养有待提高。哲学的学习与其他学科不同，单纯从外面进行哲学知识的“灌输”往往难奏其效，而主要靠自己去“参悟”其中的真谛。这就需要我们去阅读一点哲学原典。治学的实践证明，哲学是一切具体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根基，是一切从事科学研究学者的基本素养。很难设想，一个没有一点哲学根底的社会科学学者，能够在他所从事的领域有大的建树。正如宋代理学家程颢所说，学不究道，不足以为之学。这是至理名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