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国学之校勘，是利用古籍、读书治学的必要工作，也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不仅如此，其中更有科学精神在，今试为述之。
校勘之事在求原本之真，求真在依靠科学之方法。无论从目的与方法看，都可以说，校勘就是较真。校勘所要做的事，胡适说得十分简明：“校勘学的任务是要改正这些传写的错误，恢复一个
校勘业已形成一整套科学严密的方法。具体说来，校勘所经常采用的方法有四个，即陈垣先生《元典章校点释例》中所概括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所谓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校异同不校是非，这是校书首先要使用的方法。所谓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所谓他校法，是“以他书校本书”，乃对校、本校不能为，而求之他书。所谓理校法，即不仅校异同，而且校是非，故“此法须用通识为之”。由此可见，校勘表面看来只是文献整理过程的一道工序，但却以广博的学识、精审的态度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所以，校勘的过程本身就是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
对校勘如果有一定的了解，就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为文立说，释典表意，离不开校勘。在文史传统学科的研究中，立说的重要依据是征引文献。文献本身是否正确，往往影响到论文观点是否成立。校勘又往往是对文献本身训释的一个途径，所以古来校勘家，很多同时就是释解文献的专家，校勘在他们手中，既是校正原文，同时又是在释解文献对象。今人不知校勘的重要，往往引文出错。一是随手摘引的文字，不加校对，留下错误。二是用二手资料，不加查证，原引文有误的，以讹传讹。这两种情况，都是将古代传之已久的校勘方法、科学精神丢弃不顾的表现。这既使文章错误百出，也使学术风气粗疏浮泛，不落实处。
校勘之事，其不自言科学，而自有科学精神在焉。这种精神用最为简括的方式来表述，就是：严谨务实、考信求真，明辨博观、纠误证讹，力避无征、存疑补阙。
校勘的方法与科学精神，有着不可分解的关系。从逻辑上来看，校勘在文献研究中步骤最为严密、态度最为谨慎。首先，它需要以他互校，从异文中作出一个最接近原本的选取。这种选取与舍弃，是需要充分证明的。其次，在无别本可证时，当求内证，以及他书、史料、语言各方面的旁证，最后定校。第三，在没有证明的时候，必须付诸缺如，存疑而保持原真。校勘最忌讳的就是妄改，所谓妄改即是根据校勘者个人的主观意见去修改底本，使其失去原来的面貌。如此方务实，唯此为考信。
校勘必须博学，首先，校勘之事，必须明白所校之书的版本源流，所以要懂得版本目录之学。其次，在确定文字是否有讹、夺、衍、倒的错误时，必须依靠文字、音韵与训诂的学问去解决问题。第三，在明辨是非、校正错讹的时候，要用到古代文化典章制度方面的知识。第四，必须明晓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常识，如懂得诗歌体性，才能校诗歌；懂得戏曲，才能校勘戏曲文本。总之，校勘需要多方面的修养，必须专精而博通，才可能合格。
总的看来，校勘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求真与证讹。所谓求真，即求原本之真；所谓证讹，即证传本之讹。这两点既是校勘的目标追求，也是其科学精神所在。中国校勘之事业与校勘之精神源远流长，但近些年由于古籍整理不被人们重视，校勘工作也被人冷落，这种状况应当得到改观。窃以为，学术失范与文献校勘之学的不被重视不无关系。校勘之精神，需要依赖于校勘之事业而存在，校勘之事业不发达，校勘之精神必将衰败；校勘之精神不振，文史研究的求真考信精神也必将受到影响。如果能鼓励校勘之事业，创造校勘的学术条件，一定对巩固文史学者的科学观念有所裨益，从而对纠正学界的时风、改变学界失范的状态，也一定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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