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灵魂在于创新。我们今天做浙东学术研究，一定要引进新方法，开拓新视野。本文尝试用历史文化地理之法，对明清时期浙东学术作一立体透视，以凸现它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位置。
一、时间视野下的明清浙东学术
明清时期，浙东学者群体阵容非常可观。明初有宋濂、
“学术大家”的出现有一个较长时间段。有“数量”才能出“质量”。浙东学术受到全国学术界注意的，显然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即出了几个有“亮点”的学者。这也说明，亮点比群星要紧。明清时期，中国学术三次大的转型，都与浙东学人有关。明中叶，阳明心学打响了第一炮，引领中国学术走出了低潮。清初，黄宗羲及其浙东学派的经史之学引领全国学术走出了理学心学之争的圈子。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指明了传统史学的学术化发展方向。从后世来说，像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朱舜水、章学诚这样的学者也都是顶级学术人物。其他如刘基、宋濂、王?、方孝孺等，在当时也是响当当的有全国影响人物。于此可知，“学术大家”的出现，有自身的条件，有时代的条件。真正要造就出一个顶级大家，需要较长时间。要想每一个时代都能出现“学术大家”是不现实的。
二、空间视野下的明清浙东学术
就浙东自身来说，明清时期学术人物的区域分布也是不均衡的。91人的区域分布是，明代绍兴府22人，宁波府19人，台州府8人，金华府5人，温州府1人。清代宁波府21人，绍兴府16人，温州府1人。这说明，明清时代，浙东学术人才主要集中在宁绍地区，其他地区的学者力量不强。值得注意的是余姚县的学术地位。余姚介于绍兴府与宁波府之间，明清时期属于绍兴府，今天属宁波市。从空间布局来看，明清时期的浙东学术，中心点在余姚。王阳明、刘宗周、朱舜水、黄宗羲等学术领袖，都是余姚人。
其次是学人的“内”、“外”活动区域分布也不平衡。研究浙东学术史，实际上是以浙江籍为对象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可能是在本土活动的，也可能是在外乡活动的。从地理布局来说，学人可分本土性浙东学人与全国性浙东学人两部分。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一个学者的活动空间，既可以是全国性的，也可能仅是地方性的。活动空间的大小，虽然与学术成就大小不成正比，但无疑是有影响的。从国家学术视野来看，自然是走向全国的浙东学人成绩大、影响大，如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浙东学术文化对全国、甚至东亚地区有着较大的辐射力。浙东文化辐射到上海，渗透到上海原典文化，成为近代上海文化的基色之一。
三、浙东学术学脉的独立建构
明清浙东学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标志就是浙东学术学脉的建构。自宋以后，学人们注意学谱的建构。浙东学人尤其注意学脉的建构，如谢铎《续伊洛渊源录》、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刘宗周的《皇明道统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万斯同的《儒林宗派》等。这些是全国学脉建构之作，至于区域学脉建构之作也不少。早在明嘉靖时期，就有金贲亨的《台学渊流》；到了清代，不少浙东学人如董4、全祖望、章学诚等均有浓厚的学脉传承意识。刘宗周弟子董4有《越中学脉记》。全祖望在宁波的时候，有目的地开展浙东学术源流清理工作。章学诚则明确提出了“浙东学术”一词。乾嘉时期，主流学术是经学，地域上偏重浙西。而章学诚偏重史学，地域上偏重浙东。章氏建构浙东学术谱系，显然有与浙西学术对抗的味道。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言的。没有与浙西学术的比较，自然不会有浙东学术的自我特征。他者力量越强，自我认知也就越清晰。清代浙东学人与主流的浙西学派的斗争结果，就是确立了浙东学派、浙东学术的独立发展意识。
四、明清浙东学术发展的时代与区域氛围
文化的发展，取决于不同时代、区域与个人条件。不同的时代，浙东学术的面貌不同。所以，研究浙东学术，必须结合时代的特点来研究。明中叶、清初、乾嘉时期，不同时代学术的发展需求，使浙东学人作出不同的贡献。同时，文化的区域色彩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否则，谈冠有地域名的浙东学术，就不可思议。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是互动的。浙东学术是长三角地区的代表。长三角地区自宋以后，就渐成中国学术中心地位。其背后，是和长三角地区经济文化的发达分不开的。宁绍地区学术发展的直接因素是科举教育特别发达，而浙东科举的发达，又和浙东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关。明清浙东学人，是带着浙东文化的深厚底蕴，走向全国的。
学术群体的兴起是学术繁荣的表现，也是学术进一步繁荣的原因。明代绍兴学术地位的提高，集中表现在阳明心学及其浙东传人的勃兴上。而清代宁波学术地位的提高，主要在于黄宗羲及其浙东学派的出现。此外，个性因素也不可忽视。凡是成为大学者的人，都是见过世面、善于批评、独立思考、学有自得之人。人生经历，独立思考，文化底蕴，这三条是奠定大学者的基本素质条件。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章学诚等大学者的经历都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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