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促进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深层理念，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增促社会进步，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就是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以经济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不管是利益格局、社会关系的变化，还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的变化，都表明：一方面，上述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全球公认。与此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种种代价。特别是随着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多发期。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战略机遇期。此期间，我国经济转型兼具双重使命，即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和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转变。多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正确处理各种不谐调因素，带领全国人民建立“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此过程中，广大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增强社会凝聚力。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选择，既是对自己社会角色的准确定位，又是对自己社会责任的正确履行。这种选择为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实现价值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第二，要维护国家利益。为什么要强调维护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其一，我国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从来没有改变。其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核心是各自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相应地，国家安全本质上就是国家利益的安全，世界上没有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而有国家安全的。维护国家安全，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及作为其体现的爱国主义、民族自尊，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它深深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之中。中国人民历来崇敬那些有民族气节的英雄人物，特别敬仰那些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挺身而出、为国献身的英雄人物;鄙视那种丧失民族气节的小人，特别痛恨在民族危难面前，投降变节、卖国求荣的人。作为知识分子，当然要继承并弘扬这一传统，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
第三，关注困难群众，促进社会公平。社会代价往往大多数是由困难群众来承担的，他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改革的代价。社会学关于“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不仅指出社会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认为社会代价往往大多数是由困难群众来承担的。这就是社会学特别关注困难群众的根据之一。要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的范围，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首先就是要研究如何减轻困难群众所受的利益损害。强势群体与困难群众只有双赢，才能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帮助社会困难群众减轻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巨大压力，不仅是各级政府部门的主要责任，而且是全社会的义务，其中社会强者应尽更多的义务。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可以也应该在关注困难群众、促进社会公平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了解他们的困难，反映他们的诉求，研究对困难群众进行社会支持必须采取的措施，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供决策部门参考，从而为建立更加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制定更加符合实际的社会政策，为向困难群众提供实实在在的制度性保障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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