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学会与河北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哲学系列报告，近日在河北大学举行。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为此次活动题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立天在《中国佛学的现代意义》报告中指出，佛教六大义理仍有现实意义。其一，重视缘起。强调事物的条件性，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教育人要对现世的所作所为负责任
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焦国成教授的《中国伦理传统与现代政治》报告认为，现代社会以工业化、信息化为经济基础和技术依托，在社会发展高效率、快节奏的同时，也出现了种种负面效应。所以，现代政治建设在健全民主法制的同时，公民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国优秀伦理传统是现代政治建设的十分宝贵的文化资源，应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转换。
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加上信息时代高科技发展的影响，人类的哲学社会意识形态都将发生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反映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特点。
中国社科院李存山研究员的报告《张岱年的哲学思想》认为，张岱年丰富并发展了中国哲学，建立了以新唯物论、辩证法、知识论、人生论为内容的哲学体系，提出了阐释中国哲学范畴和哲学史的新范式；在文化观上，探索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方法与途径。
华东师大杨国荣教授在《自由的哲学反思》中指出，自由作为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与人的目的和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意味着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表达着主体按照自己意愿和理想改造现实的过程。自由的前提是对象世界与自身的存在，扬弃对象为我所用是自由的本质，自由也因此具有了“否定性”意义。自由的否定性并不意味着单纯的“破坏”，“否定”以对象的存在为前提，并赋予对象以新的现实性，所以同时意味着创造性。
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的《中国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指出，西方文化自古讨论最多的有五个问题，即上帝、知识、人、国家和爱。而中国人讨论最多的观念是：道、人、天、命、仁爱、心性。在西方，人与自然之间是紧张和冲突的，人要从自然中超脱出来并支配和宰制自然，而中国人则把人与自然看作是和谐的，强调人与自然、人与天道、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融洽与贯通。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宋志明的《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报告认为，与古代相比，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本体论的转向，即由“应然”本体向“实然”本体的转向；二是发展观的转向，即由传统循环论向科学进化论的转向；三是知行观的转向，即从价值论向知识论的转向；四是人学意识的转向，即从强调绝对道德意识向高扬自主民权意识的转向。北师大教授周桂钿的报告《反儒以后的反思》，对近代以来的反儒思潮即通常所说的文化激进主义，特别是“文革”中对传统文化的肆意否定，进行了探讨，指出，激进主义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现代化，而东亚儒家文化圈资本主义的崛起，则证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极，而是辩证的对立统一。
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在《春秋礼乐文化的解体与转型》中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与西周礼乐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对早期儒学渊源的研究属“前轴心时代”的研究。此期中国文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巫觋文化，对应着原始宗教；二是祭祀文化，对应着自然宗教；三是礼乐文化，对应着伦理宗教。儒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解体与转型。春秋时代是封建宗法秩序和礼乐文化由成熟走向衰朽的时期。人们对“礼”的观念也发生变化，从注重礼的“形式性”转向政治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文化意识形态由“礼乐”转向“礼政”。“轴心时代”的儒学即滥觞于这一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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