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逾八十高龄的老人，一只左眼几乎全瞎，与病魔搏斗数十年，却还以惊人般顽强的毅力带领一群人承担了《汉语大字典》、《尔雅诂林
著作等身，三十年坐热冷板凳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小小的《新华字典》是文化教育工作者的主要工具书，与泱泱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1975年，周总理明确提出：要改变“大国小字典”的状况。于是特批组织专家编写比《新华字典》容量更大的《汉语大字典》，当时朱祖延有幸被从“牛棚”里拯救出来，担任这项我国建国以来最浩大的文化项目的副主编。从此他坐上了这个常人不愿坐的“冷板凳”，一坐就是三十年，而且坐得很知足。
编典，在任何时代不论中外都是一项周期很长的纷繁复杂的文化工程，这部《汉语大字典》一编就是十五个春秋。而从编《汉语大字典》入手，朱祖延一发不可收拾，连续主编了《汉语成语大词典》、《汉语成语辞海》、《尔雅诂林》、《中华掌故类编》（与人联合主编）等七部大型辞书，而且还根据吕叔湘先生生前提出的“需要一本《引用语词典》”的倡议，先后编撰了《引用语词典》与《引用语大词典》，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没有引用语工具书的历史。现正在主编更为浩大的《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及《中国古籍总目提要・语言文字卷》。
这其中又数一部《尔雅诂林》最让老先生欣慰。《尔雅》和《说文》在我国古汉语史上有“双璧”之称，也是我国最早的两部语言工具书。《尔雅》涉及到先秦人文和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是一部古老的百科全书。朱先生主编的《尔雅诂林》共有皇皇六大卷，一千多万字，汇百家众注于一体，与上世纪初的《说文诂林》被学术界称作汉语史上的两大奇观，曾获国家古籍类图书出版金奖。
为编纂这部《尔雅诂林》，朱祖延教授领着20多位学者整整奋战了十四年。为收集两千年来关于“尔雅”的资料，他们4年中跑遍了全国各大图书馆，收集研究专著144种，选择其中的140种做成了10万多张的资料卡片，这些卡片装满了60多个大纸箱。这期间他们每年经费只有一万元，访遍全国上百家图书馆，乘船只能坐五等散席，乘车只能坐硬席车厢，住在最简陋的地下室旅店，有时甚至住大澡堂。每到夏天，工作室没有空调，温度摄氏40多度还不能开电扇，一阵微风都会将满桌纸片飞散……如此十四个冬夏轮回，四位主编副主编均身罹绝症，这到底需要何等坚强的毅力才能完成这旷世奇书？
而朱先生目前正参与编纂的《中华大典》则更为惊人，其全书将达七亿字，规模与《四库全书》相当，属当代学者编纂的最大类书。朱先生担任其中的《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分典》的主编。
生死无悔，二十年顽强斗绝症
1984年，正当《汉语大词典》进入审定的关键时刻，朱祖延却因为肾结石病倒了。这一倒下，就是一连串的不幸相继袭来―――刚做完肾结石手术，他又被确诊为直肠癌，而这时正逢《汉语大字典》和《成语大词典》相继需要定稿，朱先生于是坚决不上手术台，要把工作完成。
最后，经过家人的再三要求，朱祖延远在江苏的年迈的弟弟也亲自赶过来劝说，这才让他接受了手术。幸好，手术很成功。在1984年以后的连续三年时间里，朱祖延接连动了三次手术。这三刀对一个正常人来说都难以承受，何况是已近花甲之年的老人呢？然而每次术后不久，满步蹒跚的朱先生仍然会赶到古籍所来上班，那场景让所有人都感动至深。
多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又导致了朱祖延左眼眼底出血，凝固的血液封闭了视网膜，他的左眼看不见了。他自嘲说，我现在真的成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做学问他却是一丝不苟的，上千万字的《尔雅诂林》，作为主编的他一字一句地审读，然后才在书稿袋上端端正正签上自己的名字。他说，这就是千金一诺，这就是问心无愧。
用朱先生自己的话说：我现在每一天都是找来的，是多余的。所以现在我就放手来做事，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虽然医生一再嘱咐他不要用眼，但他每天还是拿着放大镜，一句句地端详着满纸的蝇头小楷。朱先生家藏的《引用语大词典》与《汉语成语辞海》两部书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天头地角无空廓，但见群蝇（蝇头行书）满纸飞”。在他主编的《汉语成语辞海》收录的2.5万条成语中，仅朱先生一人就从典籍中爬梳新词近千条。
痛心早逝，中坚力量“断层”
“一生敬业乐群庠序飞声何遽敛魂随物化
卅载视余犹父晨昏共事那堪挥泪送君别。”
这是朱祖延痛悼其弟子张林川的一幅挽联。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已经是第三次。当年与他一起主编《尔雅诂林》的三人同时也是他着力培植的接班人，都已英年早逝。一谈起这些，已是满头银丝的朱祖延教授便不由得痛惜不已，老泪纵横。
1995年，就在《尔雅诂林》即将付型，前后不到五个月，患重病坚持工作的两位副主编谢先俊、黄毓仪教授相继去世，年仅50出头。朱先生悲痛地回忆说，谢先俊临终前，人已瘦得脱了形，因化疗，头发全部掉光了。当出版社的编辑告诉他《尔雅诂林》已经成型时，他已说不出一句话，但顿时睁开双眼，并放射出从未有过的光彩。
当那部熬尽两人毕生精力，字字泣血的《尔雅诂林》刚走出装订车间，副主编张林川手捧沉甸甸的卷书，来到两位逝者的坟头，深深地鞠躬，再鞠躬。那是人世间最珍贵最特别的一摞纸钱，张林川希望以此来告慰二者的忠魂。然而不久，他也躺倒在病榻上。
2004年7月，是朱祖延教授最器重的弟子，待如亲子的张林川病故，他的死震动了整个湖北大学和古文献学界，在他短暂的五十年的生命里，除去二十年的求学生涯，几乎都是在古籍所的故纸堆里度过的。他一生清廉简朴，没有什么娱乐、享受和爱好，不修边幅，也不讲究吃喝穿戴。在他的寝室和卧室，除了常年服用的各类药物外，就是堆积如山的古典书籍。当他病痛发作，不能下楼时，他便常年吃住在办公室，每到用餐，便请一名学生帮他到饭堂去买一钵蔬菜素食填腹。也正因为此，他才刚刚四十出头的时候就呈现出早衰的征兆，常年累月与病痛的消极斗争最终使他倒下了，没能再爬起来。
朱祖延说，他们的死造成了一个他最不愿意看见的事实―――古籍所里从40岁到60岁的主力队伍已经出现了“断层”。特别是张林川的死，使古籍所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现在，朱先生对年轻人关爱备至，道别的时候他也不忘叮咛一句，注意身体啊，身体第一。
朱祖延说，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完成。然而我们了解到，该分典的编纂进展却不尽如人意。朱先生说，症结在于―――愿做的人还“不能”，能做的人却“不为”。世事浮躁，像朱先生这样能坐得住“冷板凳”的人已经不多了。
为了避免“断层”的悲剧再次重演，也为了给祖国的古典文化事业留住更多的人才，朱先生又不得不为古籍所的年青人的待遇到处奔走呼号。整理古籍是一项十几年如一日的工程，往往等到成果出来时，职称评奖等对编者的意义已经等同于“追授”。朱先生几分打趣地说，在古代，编典的学者是翰林，是享受优厚俸禄的大官，而我们现在编典的却是一群老病交加的穷知识分子。寂静的斗室里只听到朱先生一声又一声沉重的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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