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财政部将再次拨款2000万元，用于继续支持“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在此之前，国家在该项目已投入专项资金8000万元，并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这表明，科学技术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已日益得
到国家的重视，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揪心的文物现状渴望高科技的救助
我国拥有不可移动文物点近40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1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2处，还有22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遗产大国。然而，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却着实令人堪忧，尤其近20多年，是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
科技水平的局限和人才队伍的严重匮乏，使许多文化遗产在发掘过程中就有所损失；更有甚者，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毁于库房、展室。每每谈及此，专家们无不痛心疾首，扼腕慨叹；科学监控和安全防范系统的严重滞后，也使非法交易诱发的盗掘古墓葬、盗窃乃至抢劫田野石刻、佛教造像等活动屡禁不止，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据悉，仅内蒙古赤峰地区被盗掘古墓葬就达6万座以上。继山西五台山唐代南禅寺佛像几年前被抢后，又有山外金代岩山寺彩塑遭劫。据新华社2004年12月21日消息，去年1月17日，福建省宁都市蕉城区同圣寺宋代佛塔被盗，共高9层的石塔上面6层均遭盗窃；去年2月3日凌晨，江西庐山博物馆遭劫，丢失珍贵瓷器3件，博物馆虽有电视监控系统却没有安装报警设备，以致犯罪分子在馆内作案54分钟后全身而退；去年2月10日，重庆大足石刻石门山一尊石刻佛头和一尊泥塑佛头被砍盗……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专家们大声呼吁：“若不尽快采取科学有效的对策，5至10年内，国家文化遗产资源必将遭受严重的、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同样，科学技术也是应对文化遗产被毁被盗危机、扭转遗产保护严峻形势的关键途径。近年来国家提出“要实现从世界文化遗产大国向文化遗产保护强国转变”的新目标，作为核心手段，科学技术是建设“保护强国的重要支撑”。
纵向回顾：发展速度快建树颇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物科技发展迅速，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形成了专门队伍和有效的运行机制，完成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项目。
据张忠培、谢辰生等老专家介绍，建国初期，文物科技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传统保护修复技术，抢救了大批有价值的文物。三门峡库区文物调查与抢救、山西芮城永乐宫搬迁、陕西汉中十三品石刻搬迁和唐墓壁画揭取与保护等，都是十分成功的范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老一辈科技专家投身文物保护事业，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极大地促进了文物科技工作。特别是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与出土文物的保护，首次集中了全国最高水平的考古与科技专家联合攻关，攻克了许多科技难题，完成了对帛画、简牍、丝织品、漆器的提取和保护，成为当时全国文物工作中的一大亮点。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头迅猛。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说：“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都较以往有所加强。”
全国的文物保护科研机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家，发展到现在的多家。去年底，中科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宣告成立；一些博物馆也相继建立了颇具实力的文物保护实验室。国家文物局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性文件，规范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工作。最近发布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指南》，提出了重大文物保护科技课题的研究方向；科研经费和重大专项经费也在逐年增加。2000年以后，国家文物科研经费投入大幅度增加，仅国家文物局年均投入就有500万元，2004年达到了900万元。还有一些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如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试点、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文物保护技术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等，每项的经费投入都达数千万元。以上海博物馆为代表的部分有实力的省市博物馆也自筹资金，大力发展文物保护科技，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上博从1993年至1996年共投入400万元人民币用于科技发展，之后又投入2300万元人民币进行文物信息化建设。
横向比较：国际差距大形势严峻
诚然，纵向比较，我国的文物保护科技在突飞猛进，但横向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与亚洲国家相比，甚至位于日本、韩国、印度、泰国之后。
发达国家的国立研究机构普遍规模宏大，科研条件完备。资料显示，意大利罗马文物修复中心拥有400人的科研队伍，设有9大科学研究实验室和11类材质修复实验室；苏格兰保护修复社拥有400多名科研人员；美国史密森学会不但在10多家博物馆设有研究和保护实验室，而且还有两个直属的保护材料和保护技术研究所，拥有一支近百人的研究队伍。而目前，我国最大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中国文物研究所仅有科研人员百余人，全国已建立的10余个遗产保护实验室中，至今没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文物人才培养方面，仅就文化遗产保存修复专业而言，欧盟设有一所专门培训纸质文化遗产和古文献资料的保护学院；意大利有两所国立专业修复人才培训学院和16所民营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学校；西班牙有两所文化遗产修复学校；德国有3所文化遗产修复学院；法国有1所国立文化遗产保护学院；美国有4所大学开展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人才教育，提供从短期培训到博士研究生课程一系列训练。在亚洲，日本有15所公立、私立大学与专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机构合作培养不同层次的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另有两所国立博物馆也在培养研究生；韩国在2000年新成立了一所国立文化遗产保护大学，印度也在2003年成立了一所文化遗产调查学院，专门培养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才。相比之下，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还相当不足，师资力量十分薄弱。根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在职教师仅30余人。
文物保护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也制约着文物科技的发展。我国2002年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为2.76亿元人民币，而国土面积和文物数量都远远低于我国的印度每年的国家投入为3.1亿元人民币，墨西哥甚至达到14.2亿元人民币，埃及每年仅用于伊斯兰古建筑的保护经费即达5000万元，而2004年我国的文物科研经费仅为900万元。我国科技队伍的数量、素质及经费投入，已严重滞后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求。
高科技要让不朽文明再放异彩
虽然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水平与世界水准有距离，但令人欣喜的是，“科学和技术将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的观念已逐渐成为中央决策机关的共识，各相关管理部门开始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积极支持，此项工作正在大力开展。
作为国家扶持文物保护科技发展的范例，2001年国家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启动了“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该项目旨在用数字化手段调查、完善我国文物、博物馆领域的国情资料，建立并运行动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同时制定行业标准规范。据项目执行机构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介绍，在文物与财政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在2004年8月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首批试点的晋、豫、辽、甘四省为150多万件馆藏珍贵文物建立了数字化档案，搭建了国家和省两级文物数据中心，并初步实现连通。也就是说，在安全保密的条件下，国家中心可以实时浏览省级文物数据，及时掌控各种文物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还举例说，以往组织一次文物展览，需要进库房挑选，而对文物的每一次翻动都是一次不可逆转的伤害，尤其是对于纸质等易损文物，有可能带来毁灭性打击。现在有了数据库，组展就可以在网上进行了。文物的名称、图像、大小、年代等所有信息都可以在网上一目了然，因组展对文物的损害降到了“零”。国际上对文化遗产普遍采用以预防为主的保护模式，而此种模式是建立在完善的数据积累、科学的评估标准及先进的监测技术基础之上的。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在进行的“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尽快赶上国际水平奠定了基础。
今年，国家财政部再次向该项目投入2000万元，说明了国家对文物信息化的信心和决心。财政部教科文司副司长王家新说：“这项工程完成后，无论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管理，还是对文物本体的保护，都有非常的意义，可谓是千秋功绩。这样大规模的文物信息化工程还没有其他国家做过，这次我们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