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一生的两个关键点

编者按

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在中央台热播后，不仅在观众中引起很大反响，而且还引起广大观众对西汉历史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历史的强烈关注。为此，本刊特约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子今教授、

一个人在一生之中，总会有若干个关键之处。

已故的张维华先生在《论汉武帝》长文中将其一生分为三个时期：即位后的第一个20年、即位后的第二个20年以及最后的14年，其相应的年龄段分别是15―34岁、35―54岁以及55―70岁。我猜想张先生大概是以人的生理阶段作为标准的。

少年刘彻对游猎的冲动十分强烈。他要臣下把自己常去游玩的一大片地区划作皇家园林的一部分，专供自己射猎。东方朔批评他夺民之地与民争利，甚至上升到“非所以富国强民”的高度。刘彻虽给东方朔升官赏金，算是间接承认了错误，但仍按己意行事。如此看来，刘彻骨子里的率性、固执根深蒂固。然而在他的性格中也有这个年龄段难得的早熟的一面。刘彻即位九个月后，召开举贤良对策会议，制书写道：我的目标是不仅让国内百谷丰登，百姓幸福，而且也使国外人民乃至天下草木都得到“德润”。刘彻“多自作诏”，这道制书很可能也是他的亲笔之作，反映了他少年时代的政治观和人生观。无论放在哪个时代，这段话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白，而一个理想主义者通常不会把自己的生命磨蚀在享乐之中。从文献记载看，刘彻的早年生活交织着游猎和治国，我们不清楚这个少年皇帝是如何分配有限的时间的，但从这段时间他的治国举措（从建元元年至五年的大事有举贤良对策、颁养老令、议立明堂、出兵闽越、改币、置五经博士等）来看，他的确是在治国和纵情上找到了平衡点。“亡国自荒主，破家多膏粱。”一个少年在大量诱惑面前比较好地把握住了自己，着实不易。

武帝的功业基本上是在其壮年时期完成的，其中的许多业绩展示了这位雄才大略皇帝的胆识和智慧。但是，有一件大事却出现在他的晚年。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一个人到了晚年，性格和情绪会发生某些变化。有的人猜忌心增强，有的人思维混乱，有的人执拗而难以理喻，当然也有的人更加睿智平和。古人的心理是否完全与今人相同不好说，但在老年刘彻身上却似乎印证了“古今一理”之言。关于戾太子刘据蒙冤而死的“巫蛊之祸”的记载主要见于《汉书・武五子传》和《刘屈?传》。前一个《传》云：“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这是说老年刘彻忌讳和猜忌甚多。后一个《传》说，武帝在甘泉宫听到太子起兵，丞相刘屈?“秘之”，大发脾气说：“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周公不诛管、蔡乎！”刘据是武帝29岁时方得之子，史书有刘据行冠礼后武帝为其修建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的记载，可知武帝对这个儿子是十分喜爱的。知子莫如父，以刘彻对儿子的了解，以刘彻的政治判断力，只要静下心来，细细想一想，就不会鲁莽行事。但刘彻却没有这样做。强烈的猜疑心理破坏了他的正常思维，看他不伦不类地说周公诛管、蔡，就知道他当时的心智已是全乱了。

就是这场“巫蛊之祸”，前后被杀数万人。这是汉武帝时期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武帝本人的精神也受到很大打击，在此后一段时间中，他显得有些恍惚。但是当时的危机还远不止此。一是由于无休止的征伐匈奴，导致国库空虚。对匈奴用兵并没有讨到丝毫便宜，李广利率领七万大军败降匈奴更是有汉以来军事上前所未有的惨败。二是严重的土地兼并招致民众的强烈反抗。文献中有“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这样惊心动魄的记录。后来的史学家如司马光认为此时的情况和秦始皇时已差不多。其实，这时的局势不仅有始皇晚年的情形，也有秦二世时的状况。

文献没有记载老年刘彻是否与大臣们详细讨论过当时的局势，以古代史官的传统，漏载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更可能的情形是刘彻自己在思索，这是在亡子（太子）懊悔和悲伤后的思索，是在天下大乱中的思索。思索的过程甚至是痛苦的，因为它意味着对以往一些建树的否定。这对于一位曾经有过巨大成功心高气傲的老人来说，更加不易。以后发生的事情是人们所熟知的，即宣布停止对匈奴用兵，实行富民政策，罢斥方士，禁苛暴，止擅赋，给自己的继承人留下了一份虽然还是残破却有着良好基础和思想氛围的家业。

在关于武帝晚年不多的记载中，伴随着改变国策，常能见到老年刘彻的自我批评，如在《轮台诏》中说“曩者，朕之不明”；对群臣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又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一个封建皇帝说自己愚蠢糊涂，说自己给国计民生造成了灾难，的确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