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人物

编者按

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在中央台热播后，不仅在观众中引起很大反响，而且还引起广大观众对西汉历史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历史的强烈关注。为此，本刊特约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子今教授、

汉武帝刘彻奋其先辈五世之余烈，施展其雄才大略，创造了震古烁今的辉煌业绩。在书写汉代历史最光彩夺目的篇章的过程中，他大胆改革选官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并知人善任，使得各方面人才风起泉涌，极一时之盛。

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期出现的一代儒学大师。公元前140年，17岁的汉武帝一即位，就诏举贤良。亲自策问后，拔董仲舒为第一。他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创太学，置五经博士，让地方官推荐孝廉、贤良文学，使此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刑德互济”的政治学说，“三纲五常”的道德论，标志杂糅法学、阴阳五行的新儒家思想的形成。董仲舒还以“春秋大一统”为汉武帝强化皇权作了理论准备。所以，他的学说符合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书・汲黯传》）的性格，很合理地成了汉王朝的主流思想，并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公孙弘为汉武帝时由儒生任丞相的第一人。公元前130年（元光五年），在贤良文学对策中，汉武帝擢“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儒者”，公孙弘为第一。一年内官至左内史。四年后升为御史大夫。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为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少为狱吏，年40余始学《春秋》杂说，又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为人圆猾狡诈，每朝会不肯庭争，以此得到武帝赏识。他生活俭朴，俸禄皆以给故人宾客，家无余财。然性格外宽内忌，睚眦必报。如对提出“推恩令”以削弱诸侯的名臣主父偃、对董仲舒、对治黄老之学的名臣汲黯等，他都有怨必报，其品性阴暗的一面暴露无遗。但也正因为他事君与做人奉命唯谨，善于察言观色，唯汉武帝马首是瞻，所以官运才能亨通，以80高龄死于丞相之位。在他之后先后为丞相的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等，除石庆因“醇谨”寿终正寝外，其他人都因种种原因死于非命。

以儒为主而兼采众家之长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先后为太史令、中书令，伴随汉武帝数十年之久。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触怒武帝，被处腐刑。出狱后尊宠任职，发愤完成了《太史公书》（《史记》）的著述。此书对后世史学、文学影响甚为深远。但就司马迁的为人处事而言，他在受刑前后可谓判若两人。之前，他不顾官微言轻、满朝文武“顺上指”而为李陵仗义执言；之后，他对将要受死刑的挚友任安的求救冷漠不睬。可见，他对汉武帝的专断嗜杀也只有逆来顺受，为完成自己的著书目标而明哲保身。

在汉武帝时长期对匈奴的战争中，形成了以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为代表的军人权势集团。当时，一大批功勋卓著的将军，如李广、程不识、张骞、公孙贺、公孙敖、苏建、李息、张次公、赵食其、郭昌、荀彘、路博德、赵破奴等等，皆有名于时。他们或出任公卿，或为地方郡守将相，一时成为左右朝政的实力派。为解决军旅数发带来的财政困难，汉武帝实行统一货币，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他任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幼能心计的洛阳贾人子桑弘羊管计算，任杨可主持告缗。这些人尽心尽力协助武帝的财政改革，抑止了商人活动，充实了国库，也加强了中央集权。

为强化皇权，严惩不法的宗室、外戚、豪强富商和游侠，武帝比其父辈更加重用酷吏。当时著名的酷吏有张汤、赵禹、周阳由、王温舒、杜周等，不胜枚举。王温舒杀河内豪强，流血十余里，株连千余家。杜周为廷尉，专伺人主旨意为狱，以诏令捕系者多至六七万人。武帝还让张汤、赵禹等人条定刑法，以致律文冗繁，官吏因缘为奸，往往“罪同论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汉书・刑法志》）。酷吏嗜杀成性，妄杀无辜，虽维护了皇权，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汉武帝朝的官吏中最品行不端的就数佞臣江充了。他因与妹夫赵太子丹交恶，诣阙告丹诸不法事，致丹死狱中。因为人伟岸，容貌甚壮，胆识过人，被武帝任为谒者使匈奴，归来后任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他奉法不阿，所言中上意。卫太子家吏乘车马行驰道中，亦遭其惩治，遂与太子有隙。后巫蛊事起，见武帝年老，怕他死后太子可能报复自己，故欲借巫蛊陷害太子。他领人掘巫蛊于太子宫，太子惧，亲手斩之。太子败后，武帝知江充诈，遂夷灭其三族。

汉武帝时的官吏为数众多，还有如诙谐敢谏的东方朔，文学之士司马相如等，限于篇幅而不能悉举。前面简介的也多为人物个性，若就其共性而言，大多是善于揣摩“圣意”、阿谀人主之徒，这恐怕与汉武帝的专断嗜杀的威严有关。也可以说是时代使然。当然，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