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芳川（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郑一钧（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和研究专家）
姚明德（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缘起
今年7月,我们将迎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郑和下西洋600周年。
公元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玛率领由4艘船组成的船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欢呼着到达南印度的古里。古里人却告诉达・伽玛：“早在90多年前,就有一个强大的远洋船队来过这里,他们每次都有20到30艘巨船,装备非常精良。”那便是郑和的船队。
自1405年7月11日始,郑和率领规模空前的船队七下西洋,这支规模空前的远洋船队,云帆高张,从中国的海岸向南、向西,一路播撒中国古代的先进文明。
北京大学前副校长、著名史学家何芳川这样评价郑和远航：“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文明之间就有交流、交汇。在整个文明的交流与交汇史上,唯有以郑和远航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对外交往最文明。因为,它最和平。”
“共享太平之福”
记者：郑和船队被称为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商队,能否简要回顾一下当时的盛况？
姚明德：当代一位美国学者路易斯・丽瓦塞斯曾评论道 “郑和船队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据史料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有27800余人,第二次有27000余人,第四次有27670人,第七次有27550人。人员如此之众,相比后来的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100至300人的航海规模可谓壮观之极。郑和每次远航的船队都拥有100至200艘大小船舶。最多的一次是第一次下西洋,有船208艘,其中大、中号宝船62艘。宝船是船队中的帅船,“大者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三十七丈”,用作使团领导成员和外国使节乘坐,以及装载明朝赠给各国的礼品和各国回赠的珍宝。船上4层精美豪华的宫廷式建筑,凝集着灿烂的中华文明,高耸入云的9桅12帆随风满张,在浩瀚的海面上蔚为壮观,被后来的学者喻为“船的城市”。
记者：郑和的船队七次下西洋,未占别国一寸土地、未掠他人一分财富。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况？
何芳川：郑和船队无疑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商队,但同时,它又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追随郑和远航前后近30年的数以万计的人员,绝大部分的身份都是“下番官兵”,是军人。郑和本人也是武将军职―――“总兵官”。这是一支真正的无敌舰队。它如果以战为业,那会是所向披靡的。但郑和船队所到之处,都是友好交往 馈赠礼品,迎送使节,和平贸易,参与宗教礼仪,等等。真正意义上的战事只有一次,即发生在锡兰 今斯里兰卡 的被迫防卫,并且是出奇兵制胜,将兵祸压缩到最小限度。郑和船队一路留下的是中华古代先进的文明,一路留下的是友好的欢声。实际上,可以说郑和与他的追随者起到了一种伟大的和平使者的作用。
记者：郑和船队运往海外诸国大量的中国精美产品,刺激了各国不断提升的物质文明的社会需求;在精神文明层面,郑和远航让中华礼乐文明流播四方。能否举一些具体例子？
何芳川：郑和的船舶,名曰“宝船”,所谓“宝”,主要是指船上所载珍珠、宝石,以及珍禽异兽。郑和船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各国进行贸易,包括买进番香、没药、象牙、胡椒等货物。郑和船队所载运的输出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明代官办手工业的产品。船队所带的以丝与瓷为代表的中华物品,深受所到各国人民的喜爱。《瀛涯胜览》说 各国对“中国青瓷盘、碗等品,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瀛涯胜览校注》说：各国人士“最喜青花瓷器”。《东西洋考》说 所到各国“好市华人磁瓮”。当时诸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均深受中国影响,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就是“宣教化”。“宣教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 “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所谓“正朔”即中国历法。乍看起来,“颁正朔”不过是赠送中国历书给各朝贡国,似乎很简单。实际上,这“正朔”内容极为丰富,集中了中国人民在千百年实践中积累的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历书内容还包含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等,是中华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
郑一钧：当时,东南亚沿海诸国很多部落或城邦还很落后,爪哇岛上的土著居民生活方式还很原始,郑和在当地传播伊斯兰教,建立清真寺,劝人为善。还教当地人凿井、筑路、捕鱼,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在爪哇岛,人们将郑和奉若神明,将6月23日―――当年郑和初来到岛上的日子作为节日,每年的这一天举国欢庆。今天,在东南沿海各国仍保留有许多的“三宝庙”、“三宝垄”、“三宝井” 郑和原名三宝 ,以此纪念郑和的丰功伟绩。
何芳川：应该说,在郑和那个时代,亚非诸国与中国之间,在文明梯次上的落差是很大的。郑和大规模船队的访问对那些国家形成了不小的文明冲击。一时间,学习中国成为风气,正如《明成祖实录》所说的,当时“愿比内郡依华风”、“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还国”之类的事情比比皆是。在这股“依华风”的热潮下,各国纷纷遣使来华。其中,国王亲自率团来访者就有数国多次。渤泥国王麻那惹加纳乃因病客死中国,临终上表,愿“体魄托葬中华”,对中华礼仪文明倾慕之心至死无悔。
“和为贵”的文化根源
记者：我们看到,郑和下西洋带去了瓷器、工艺和文化,架起了与世界沟通的友谊桥梁。我们也看到,在同一时期的多次伟大航海中,惟有郑和航海是希望与诸国“共享太平”,这是为什么？
何芳川：明成祖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理念,是古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和优点。这种理念,根植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生存环境之中。作为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古代文明程度最高的农耕民族。农耕民族是束缚在土地上的民族;是受制于播种与收获的民族;是期盼不违农时,四时安平的民族;是不冀攻掠但求稳守家园的民族。这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在其精神层面必然凝聚一个突出的理念,就是“和为贵”。“共享太平之福”,就是“和为贵”在永乐皇帝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基本理念,也就是郑和及其追随者伟大远航活动的基本理念。当大明帝国崛起于雄强之际,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郑和远航船队,追求的乃是一种文明的理想,是止戈为武,是和平,是“共享太平之福”。
郑一钧：中国历代以来,对待来华朝贡各国,都是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这不仅是显示中国的大国风范,也体现了中国“厚以待人”的传统美德,是中国政府褒奖远方国家派使臣不辞辛苦来华访问的诚意的一种表示。另一方面,在海外开展国际贸易,郑和使团则采取公平交易、互利互惠的原则,堪称国际之间文明经商的典范。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启示
记者：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我们怎样纪念这一历史壮举？
姚明德：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成立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由交通部部长张春贤任组长,中宣部、外交部、文化部、财政部、国防科工委、国家海洋局、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云南省、中国科协、中国航海学会、中国海洋学会等部门、省市和单位共同参加。纪念活动主题定为“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届时将举办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展览、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等六项主要纪念活动。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优良传统,增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增强与世界各国的友谊,促进世界和平与社会发展。
郑一钧：郑和航海的光辉业绩,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超智慧和非凡勇气,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祖国、热爱航海事业,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开展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就是要弘扬郑和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增强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激励全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改革开放,扎实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记者：我们应从郑和远航的历史中得到什么启示？
郑一钧：大量的事实证明,郑和下西洋代表着中国历史上在海洋上最强大的时期,中国对海外不实行侵略扩张政策,不搞霸权,在国际交往中反对持强凌弱,而致力于同各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走向共同幸福和持久和平的光明未来。弘扬郑和精神,可为今日中国的民族振兴提供有益借鉴,可以充实和丰富民族振兴的内涵。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和平实践,后人从中可以深刻理解到,“民族振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5000年来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爱好和平品德的集中体现。这种精神包括 开放兼容的思想、开拓创新的勇气、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何芳川：郑和率领的中华远洋船队,怀着强烈的文明使命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大洋大海上,“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全方位传播了中华文明,在增强中华文明与亚非大陆各民族的了解与友谊当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和远航走在了古代世界和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前列,在人类文明交汇史上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
但与此同时,在郑和远航船队的身侧,在世界的西半球上,也开始了另外一项远航事业,这就是所谓西方开启的大航海事业。那项大航海事业,根植于和郑和全然不同的文明环境―――正在开始转轨的、走向近代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土壤中。这个文明的土壤与环境,使得西方的大航海不像郑和远航那样戛然而止,而是日益发展壮大,带来了一个日渐全球化的近代世界。今天看来,在皇权直接支持下的郑和远航乃是一首东方封建文明威武雄壮的绝唱,它使这一文明更加成熟化、圆满化。而在西方,支持哥伦布和达・伽玛牵头的那种由民间商贸力量参加的大航海活动,则奏响了新的近代文明的序曲,带来了文艺复兴和历史的伟大变革。这也给我们启示―――在每一次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建设一种新的文明的重要关头,只有把握住历史的机遇,着眼长远、吸纳推广,才能在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中发挥和平大国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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