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学说，大体上各执一端。执其一端，容易以局部代替整体，有失偏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诸家及其学说作了介绍之后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起，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
现代社会为诸子百家“舍长取短”开辟了道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不是采用“一家之言”，而是博采诸家，舍短取长，以实现多元互补和多维整合。事实上，儒道墨法四家的价值观处于不同的方位和级次，经分剥整合，能够形成系统功能意义上的对立互补机制，从而对现代市场经济起到价值导引和思想滋养作用。
在商品经济背景下，利益关系在人际关系中的比例空前增大，人际联系的功利意识明显突现，这就使本来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容易简化为单调的金钱关系、交易关系。重财轻德、见利忘义的倾向使社会道德滑坡。金钱、物质及权力崇拜之风兴起，竞奢弄富，挥霍浪费等现象严重。所有这些，既破坏社会文化生态的平衡，也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面对这种情况，有必要从伏根深远的传统文明中寻求精神滋养。儒道墨法四家，从不同的维度切入认识义利问题，可以为商品经济的运作提供全方位的价值准则，负起“补药”和“解药”的双重职能。
墨家代表了下层手工劳动者的愿望和利益，对人的基本利益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义与利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割，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和利益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和交互的，要相互仁爱，互利互惠。墨家反对私利，也不主张单向的利人，而提倡把利己同利国、利公、利人有机结合起来。这种互利思想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公私之间、人我之间只有相济相顾，互利互惠，才能保证群体生活的良性运作。
儒家重视用伦理道德统摄、主导经济利益，主张合义之利则取之，悖义之利则舍之。在儒家看来，以利害义、见利忘义是道德人格的毁灭。在义利之间发生矛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就要为义而舍利，牺牲利益以至生命。这种“义以为上”、“义然后取”、“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已超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关系范畴，而是从社会伦理学意义上来看待利益关系，注重社会稳定、群体和谐、人伦秩序及人格境界。应当说，任何时代的经济运作，都需要人文思想和人文规则的规范、制约和引导。人不能把物欲的追求作为终极目标。从个人的物质生活到群体的经济交往，都需要道德自我的适调机制。儒家以义制利的思想，就是用社会道德来规范、制约和引导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和完善人的精神生活。
法家不重“义”而重“利”，推行以法治利的管理方式。法家讲的“利”主要是政治功利及附丽于政治体制的经济实利。法家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国强民富，天下太平。而要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就必须“明法审令”，实行法制，以法为师，以法为本，以法为教。法家主张以法令规定经济关系中的主体责任和权利义务，并通过法令的强制性调控来实现物质利益的分配。所谓“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国语・齐语》），就是以物质刺激的办法鼓励人们耕战立功，用刑事惩罚的手段处理各种犯罪活动。这无疑体现了人类早期经济管理活动中的法制思想。
道家的思想更多地体现了隐逸者的心态，以自然无为、清静自正的思想和行为为根本宗旨，漠视、甚至鄙视世俗功利，主张放弃名利，远离物欲，在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中逍遥自在、淳朴自然地生活。从这种理想境界出发，道家反对贵货敛财、奢侈享乐，也反对抽象的仁义说教。可见，道家既不要空泛的“义”，也不要不符合大道的“利”。道家的义利观实质是一种超越世俗、超越功利的义利观。从长期效应看，道家的这种超越义利观确有独到之处，它包含了深刻的人类学和生态学内涵。人的消费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欲望造成了人心的焦虑、躁裂和愤懑；更何况，“积极”地征服自然，带来的结果是资源的锐减和生态的破坏。现实的问题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然无为”的深奥之义。
显然，墨法两家侧重于物质层面，可以称之为事功型价值观；而儒道两家侧重精神层面，可以称之为弘道型价值观。事功型价值观有利于生发经济自身的潜能与活力，弘道型价值观则有利于克服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偏颇和弊端。四家价值观，分则各失偏颇，合则增益互补。正如地球需要多样生物群种才能达到生态平衡一样，社会正常而持续的发展，需要多基因和多智慧的互动和渗透。而多元的思想，对立的思想，可以在整体结构中相矛盾而兼容，相斗争而发展，相制约而平衡，在生克制化的运演中拨正整体价值的航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