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本是历史学的源头。传说就是口述史的最初形式，这在中外都一样。西方史学史是从《荷马史诗》开始的，其中的人物是半人半神，故事也半真半假，但这并不影响它被尊为西方史学的滥觞。在发明文字以前，口耳相传的历史是人类惟一的记忆形式，因此，口述的《荷马史诗》被认为是一个英雄时代的反映。在中国，也有燧
但自从有了文字记载之后，中国才有自己的信史。作为信史，起初并不排斥传说、口述的史料，如《史记・五帝本纪》就把五帝的传说正式载入史册。《史记》还可视为中国第一部口述史，如《史记・项羽本纪》就生动地描绘了鸿门宴中人物的音容笑貌，各种人物的言谈举止，栩栩如生，可是鸿门宴并未留下现场记录，这是司马迁根据传闻和历史记载写下的历史。2000多年来，谁也不怀疑这件事的存在，因为他描述的人物风貌及事件的发展，入情入理，符合历史的逻辑，并非妄自猜测。不言而喻，口述史不仅被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所确认，而且他所作的《史记》在正史中也是吸收传说的表率。
唐代设立国史馆，确立当朝为前代修史的任务。自此，史书成为官书，已有严格的程式，引用口述的情况大为减少；史官只是记录员和保管员，一切都以前朝的文本为依据，舍此很难进入史册。治史的人才讲究的是义理、词章和考据的功夫，无需调查访问，纵有史家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但也是作为个人的修养，从来没有作为研究的方法，进入史学的领地。
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后才有很大的改变。王国维运用地下文物，验证文字记载，证实了商代纪年的可靠性。陈寅恪以诗证史，将佛经典籍、变文故事与民俗小说相互参照，发掘敦煌佚文《韦庄秦妇吟校笺》的价值，写出了“当日人民避难之惨状”，是反映民众疾苦的重要资料。顾颉刚提出了以民俗求证历史的见解。他运用古代文献、诗词歌赋、乐府变文、地理学、音韵学和现代民俗学对孟姜女传说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的梳理，认为孟姜女的原型是出于《左传》，在齐莒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杞梁妻在奔丧途中接受齐庄公吊唁的故事，在后世逐步渲染成燕人杞良在长城服苦役，被官吏杀害，尸身被筑入城墙内，其妻到城边哀哀痛哭，哭倒了城墙，由此导引出孟姜女的故事。这些对促进新史学的研究下移到民间文化的视角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中所说 “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2500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这部著作也成为民俗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孟姜女故事是一则民间传说，当然不能作为正史看待，但这一故事在中国流传2000多年，具有广泛的人民性，表现了古代民众对暴君和虐政的揭露和愤恨。尽管秦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但在他身边永远立着一个孟姜女，这就把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永远置于相生相制、二律背反的境地。这是一个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思想命题，也是迄今未能解决的思想难点。毫无疑问，对孟姜女传说的由来、演变和传播的研究，为从理论上解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具体详实的标本。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图像与文献记载互证，纠正了文献中的多种错讹。
从新史学发展进程中举出的这些事例可以认为，不论是以物证史，以诗证史，以图证史，还是以民俗证史，都超越了传统的历史文献，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在以经史为本的传统治史者看来，笔记、野史都被视为稗史，那么以图、诗等等非经非史的资料证史就更不入流了。这说明传统史学要因此丢失多少可资利用的材料。
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两大趋势 一是田野调查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二是口述史的兴起。这两者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来说，口述史学无异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从这一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应该得到史学界的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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