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刊评，是一种双重阅读,既阅读被评说的期刊，也阅读评说期刊的写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圈点学术期刊，常常有一些共同的关注焦点。从关键词的用语频率看，精品意识、前沿眼光、创新精神、地域特色、求真求实的刊风、兼容并包的胸襟等等，构成了评价学术期刊的价值认证系统。但是，有一个观察点，好像是沉寂的，那
学术话语可以有不同的话语场，从传播效应说，有一点至关重要,学术话语在学术期刊汇集，并从学术期刊进入公共学术空间，成为学术人共享的资源。刊物决定学者的个人话语能不能进入公共领域，什么时候进入公共领域，以什么样的形式进入公共领域。刊物甚至还可以通过编者按等方式，介入个人话语的社会化流程，扩大学术话语的流通领域。
在网络时代，学术话语通常也是先公开发表，然后通过网络，扩大流通面。这跟文学书写不一样，网上文学写手常有在网络上获得成功，然后被文学刊物、出版界认同的。而学术话语，如果仅仅通过网络进入流通领域，它就很难进入学术评价系统。至少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学术话语无法脱离学术期刊这个公共平台。
学术期刊比学术著作更及时地追踪学科前沿，学术期刊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学术话语的建构，其影响力是决不可低估的。期刊提供的版面，与作者的思想空间形成某种交流的关系。20世纪重要的学术事件，如“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近20年来文学界有影响的学术口号，如“重写文学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无不是通过期刊体现话语的权力。学术形象好、学术分量重的刊物，它们的栏目定位，策划和自我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召唤”，召唤着风格各异的理论言说，也召唤着见仁见智的接受者的反应。
1986年初，《文艺研究》编辑部有过一次产生了话语集散效应的策划：邀集在北京的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围绕小说创作中主体把握世界的方式和表达方式举行座谈―――这是一种高起点的召唤。
作为对这种召唤的回应，从1986年第3期到1987年第6期，一批集中讨论小说话语方式的研究文章在《文艺研究》汇聚。开场锣鼓是作家们敲起来的：林斤澜、李陀、何立伟、汪增祺，纷纷出场;随后是理论话语和评论话语加盟：张志忠、程德培、夏中义、罗强烈、宋耀良、夏刚、盛子潮、朱水涌、谭学纯、唐跃、孟悦、南帆、陈平原、杨义、赵毅衡、李国涛，众语喧哗。他们的文章在《文艺研究》陆续发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语言转向”的大背景下一个相对集中的早期记录。虽然在这之前，《上海文学》、《文论报》等刊物也发表过类似文章，但是就学术话语的集散功能而言，当年《文艺研究》的策划最为成功。
1988年以后，话语研究文章在《文艺研究》的汇集量有所减少，但仍屡屡见到高水平的出手，除了前面提到的作者有的再次亮相以外，汪晖、葛兆光、张首映、鲁枢元、杨匡汉、乐黛云、刘梦溪、傅修延、王一川、张卫中、朱晓进、周宪、罗钢、曹顺庆、刘纳、周裕锴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都曾就话语问题，在《文艺研究》上留下了自己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文艺研究》1986年的那次策划，随后显现出扩散效应：数十家刊物的理论栏目，先后介入同类研究。研究对象从小说话语，扩大到文学话语，进而扩大到包括影视作品和音乐、美术作品在内的艺术符号。关键词也趋于丰富：从作家话语方式、话语策略，到叙事策略、修辞策略、书写策略、文本策略、文体策略、解构策略;从话语的权力，到语言霸权、语言乌托邦;从叙事语境，到文化语境;从汉语经验，到母语写作，似乎都可以从《文艺研究》最初的召唤中读出预后影响。可以这样认为，《文艺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为热点的语言学批评/修辞学批评，有过前沿引导之功，并且具有话语集散意义：它以话语汇集的方式产生了规模效应，又以话语扩散的方式产生了辐射效应。这种辐射效应还从理论界扩散到创作界，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创作界渐成气象的“语言实验”，与上述刊物在理论上的推动是有关的，而《文艺研究》功不可没。
学者们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参与他所在学科的理论建构，学术期刊，是他们的话语集散地。在传播媒介发达的时代，研究学术史，没有理由忽视学术期刊对话语建构的参与。因为：自从有了学术期刊，学术史就是由学术期刊介入的学术文本、学术事件、学术人物和学术团体活动的历史延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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