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它有着光辉的前程，也经历着艰难而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具体到每一门科学，在研究客观世界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一种运动形式的时候，有成功，有失败，有否定，有否定的否定，遭到批评与反对是正常的。真正的科学不怕
现在有人喜欢用“反科学”的帽子来吓唬人，这正好说明了吓唬人者思想、方法、态度不科学。
纵观近百年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应该看到许多的科学成果好比一把双刃剑，用荀子的话来说，它既带来“用之以治则吉”的福祉，也带来“用之以乱则凶”的祸害。特别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福祉多于祸害。这问题不在科学本身，而在实践科学的人。
譬如人类要改善生活，就发展农业、牧业、林业，纯农、纯草、纯林有益于管理和提高产量和品质，但这不合乎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则”，大自然就“差遣”了一支别动队――害虫，来干扰纯农、纯草、纯林。人类很苦恼，很无奈，几经努力，终于发明了DDT。这个伟大的科学成果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实践的结果，农药并不能消灭害虫，因为农药会增加害虫的抗药性，会杀死害虫的天敌，会残留和转移到土地、水源、植物、动物和人体之中，从而“开创”了一个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危害人体健康的时代。于是人类不得不转变方向，用改变作物的抗虫性、调整种植格局和生态管理的办法，来控制虫害和发展农林牧业，至今问题仍未真正解决。DDT在许多国家早已禁用了，而在我国却是屡禁不绝。人类要真正认识这个问题，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至于控制水害的问题，人类的认识就更长，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这要从鲧禹治水说起，这个故事真实到什么程度，可以留待历史学家去考证，但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治水精神却值得我们深思。鲧以堵治水，失败了，因为他违反自然规律；禹以导治水，成功了，因为他顺应自然规律。当代治理河流，无论中外，仍然是这两条路线，即是工程治水，还是生态治水。工程治水的主要标志是筑堤筑坝，强调人的行为，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生态治水的主要标志是保护森林，保护湿地，强调尊重自然，用“自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主张生态治水，并不排斥工程治水。都江堰也算一坝，谁反对呢？
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并不是原封不动。人类要改善生活，社会要前进，大自然也永远不会重复自己，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怎么动，是根据主观的愿望来动，还是根据客观的规律“以生态为本”来动。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是重中之重。河流是有生命的，河流是一个生态系统，河流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人类文明大都诞生于大河两岸，并非偶然；而文明的衰落，却又与大河流域生态的破坏息息相关。古看黄河，今看长江；中国在50年之间，已经建设了8万多座水坝，其中大坝的数量已经接近世界大坝总数的一半，如果我们再把全国的江河都变成梯级水库，完全改变了山河的自然格局，生态破坏殆尽，有河无流，污染和淤塞声声告急，再加上堤坝老化和病险的速度相当快，面对着残破山河中这一堆堆水泥垃圾，我们的子孙又将如何收拾？我想一个从客观、从全局、从历史、从绿水青山和子孙后代着眼的人，是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的。
人类对待自然，历来有各种各样的态度。有人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畏惧自然，第二阶段是崇拜自然，第三阶段是藐视自然，第四阶段是尊重自然。这样划分不一定准确，也很难准确。但这种划分基本上反映了人类的一个认识过程，我相信“尊重自然”是一个进步，将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正是在这种种认识的过程中，引发人们要认真思考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才逐渐形成了研究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的生态学与生态伦理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产生了人对自然的态度的转变――从藐视自然到尊重自然，因此我们才宣扬生态伦理，宣扬爱心，宣扬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的已故妻子――一个钟爱自然和执著环保的美国人，说过一句感染过很多人的话：“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我相信，这种天人交汇的精神力量可能比一些先贤还要深远。而“人类无须敬畏自然”、“把爱心扩展到大自然没有可操作性”的说法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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