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以“人”为根本研究对象，从来没有仰天追问的传统。《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种被“民”（人）架空的“天”无法成为诸子争鸣对象。《诗经》中那种怨天、咒天、责天、詈天的时代情绪，更使天本哲学无以生成和展开。先秦时期儒、道、墨、法、名、阴阳各派哲人均围绕“民生”、“人生”问题展开论争，无一对天的“本原”问题感兴趣。道家虽然尊崇“天然”，但不探寻天之“所以然”，《老子》一书多处谈论“天道”，都是借题发挥谈人道，如“功成身退，天之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等等。儒家所说的“天”有时指自然之天、有时指主宰之天、有时索性是指义理，如此概念含混，说明其对天本体亦无兴趣。儒道两家在中国哲学史中长期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中国哲学的“道”“性”“理”“心”“名”等基本范畴皆围绕“人”的问题形成、以儒与道的学说为主心骨。佛教原本反对梵天创世论，入华以后与儒道深刻交汇，更加人本化了。儒、道、佛的哲学鼎足而圆融，从很高层次综合了中国其他各派哲学的精华，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性形式。宋明时期中国哲学讨论了一番理与气“孰先孰后”之类的问题，学理架构呈现某种“转型”之势，但包括张载及王夫之学说在内，仍然以社会人文问题为着眼点，所谓“气”的概念始终夹杂着太多人文和善恶意蕴。中国哲学的自我更新运动直到鸦片战争后在西学冲击下才真正出现转机。
西方传统哲学肇始于观察自然，崇尚的是“纯客观”、“纯思辩”;中国传统哲学肇始于观察历史，强调的是“道者人之道也”（荀子）以及“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礼・中庸》）。中西方“道统”不同，视角相睽，所以各有所见，又各有所不见。客观说来，西方哲学长于知天，习惯用天理推究人文之理，例如用几何学、物理学、生物学、现代数学等自然科学模式论证社会，甚至连人本哲学也把人看作“社会原子”。中国哲学则专于知人，可谓“知人则哲”（《尚书・皋陶谟》），习惯于用人文乃至人伦之理推究天理，把无限的宇宙有限化、人性化、政治化、伦理化、心性化、人事化，实际是借天道表述一定价值诉求。中国哲学不是任何意义的“在物理学之后”，它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与人生的哲学，是追求“内圣外王”的价值哲学。如果用西方传统模式来衡量，则中国传统哲学缺乏实体追究智慧与科学理性精神，谈不上是“真哲学”。如果用中国传统模式来衡量，则古代西方哲学只是科学或神学的婢女，缺乏价值担当原则，根本谈不上是“大经纶”。中西方传统哲学各有片面性局限性，二者都未能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都没有也不可能为人类建立起科学化的终极价值目标。
用西方哲学史“定义”中国哲学史在上世纪初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一个世纪过去了，当代西方哲学面目日新，中国国情更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天必须更新学术范式。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这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真正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研究人类社会为突破口，以历史唯物论的创立为标志，承担着正确科学地终结西方传统哲学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站在时代制高点，以科学理性精神和深切人文关怀意识展开思路，从主体方面入手把握世界，在全面总结“天本论”成就和深刻扬弃“物本论”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人类哲学思维史上的伟大革命。只有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本、以“生活”为本、以“民生”为本的原则以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价值目标，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天本”与“人本”思路的深刻贯通与全面超越，才能真正摆脱西方传统语境，才能在时代先进文化框架及崭新哲学思维平台上开展中西方哲学的平等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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