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林委员告诉记者,《若干意见》的意义并不仅局限于这一举措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和观念的促进作用本身。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这一举措向人们发出了一个启示 宏观政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执行的时间周期越长,对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就越有益。若是对某一取向过于积极,对另一取向过于保守,往往会造成大起大落、顾此失彼,产生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导致一些深层次问题在一段时期内为人们所忽视甚至造成损失。《若干意见》所体现的正是市场准入宏观政策中性化的正确走向。
“我所以备受鼓舞,是因为对个体、民营资本的大面积准入,尤其是明确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均允许非公资本投资的条款。这既符合WTO基本原则,也是对此前颇受诟病的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对国内非公资本的‘欠国民待遇’现象的纠偏。”李晓林委员强调,“这种变以‘堵’为主为以‘疏’为主的举措,使民营企业和非公资本得到了充分的‘涌流’和‘迸发’。涌流的是资本,迸发的是激情;发展的是经济,惠泽的是全民。这对于激发非公经济‘成分’的爱国激情和报国热情,无疑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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