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世纪50年代迄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优秀专题史著作，受到海内外学界好评。新世纪，在相继出版了12卷《中国通史》和13卷“中国断代史系列”的基础上，他们又将“专题
史系列丛书”列入出版规划。目前已推出丛书的第一批共10种，并计划在5年之内出齐百种。部分学者和该丛书作者谈了他们的感受和意见。
陈平原 （《中国散文小说史》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体系完整但因篇幅所限只能大而化之的“教科书”,以及理论预设明确且洞幽烛微的“论著”之间,经营一批大小适宜的“专题史”,在我看来,很有必要。既能钩沉稽玄,又有大历史的眼光,见木又见林,这样的著述,其实很不容易。好的学者,既要抡得动开山斧,又要捏得紧绣花针。不过,必须有长期积累以及深厚学养垫底,否则会变成“百衲衣”,或变成堆砌材料,湮没自家独特的眼光与趣味,很难真正“成一家之言”。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我是研究史学史的,我想就专题史系列这个问题讲一点我的体会。我认为,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的出版是反映中华文明史的系统工程,在当代文化建设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史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大厦,是一个群体智慧。断代史可以理解为这个大厦的各个层面,而专题史则是大厦某一层的细部,它们之间的互相配合,相得益彰,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面貌。我认为要做好一种专史,没有通史做基础,或者说没有通史的理念做指导,那么做专史也是很困难的。好的专史一定要通,要有全局观念,要有比较明确的、阶段性的划分。我们的专题史系列更要避免拼凑现象,要让它成为一家之言。
景爱 （《中国长城史》作者、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从研究角度看,这个专题史系列丛书非常好,专题史可以说是史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没有专题史研究就很难把断代史研究好,也很难把通史研究好。专题研究是微观的,局部的,这个搞清楚了,才能构筑宏观的思想。这一点很多做研究工作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比如现在编中国通史,讲历代兴衰的时候都要涉及到长城,可长城的具体里数大家清楚吗 过去的数字有很多都统计错了。专题史研究虽然题目很小,但是它的影响面比较宽,辐射面比较大,这也正是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所在。另外,丛书选题要尽量避免雷同。增加新选题,新内容,才能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
傅起凤 （《中国杂技史》作者、中国杂技家协会研究员）：我觉得专题史是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先有了通史,后来有了断代史,然后一类一类抽出专史。杂技在中国有3600年的历史,但是通史上提到它的地方只有只言片语。外国人说中国体操能够发展,那是因为中国杂技发展得早,但是许多中国人自己并不知道这个,因为没有专门学科来对它进行研究整理。这个专题史系列丛书的选题是非常好的,使很多边缘的学科得到重视,都能够让人有兴趣来研究。
江晓原（《中国天学史》作者、上海交大人文学院院长）：学术为本的理念,我深表同意。在这套专题史系列将要出的第二批书里,就有我写的《天学史》。那个书是七八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在天文台工作,环境比较清静,工作效率很高。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浮躁,环境越来越坏。现在如果叫我写这个书,肯定没有那时好了。如果能为我的学生或那些青年教师们创造好的环境,使他们还能够有我七八年前那样清静,能够做一些事情,就可以聊以自慰了。我建议,不一定要在5年内把这套书出足一百种,而应该要有一本就出一本,如果硬要出百种,说不定就会有凑数的现象。如果5年内只出了50种、30种我觉得也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