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俊:1963年12月生于山东。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曾获孙冶
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等,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从1993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记者:去年农民增收情况好,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今年农民增收的情况如何?
韩俊: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农业增收比重超过非农业,粮食主产区增收速度超过非主产区,种粮农民收入增速超过非种粮农民,中央财政支农力度之大也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但从总体上来看,财政政策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远比不上粮食涨价,农民主要是靠“涨价增收”和“增产增收”。而今年农产品价格已经没有多少继续大幅上涨的空间,粮食增产幅度也不可能像去年那么大,因此,今年农民增收压力相当大,可谓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记者:如何缓解今年的农民增收压力?
韩俊: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即“节本增收”、“优化农业结构增收”和“改善农民就业增收”。“节本增收”就是要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这是2005年一个重要政策课题。去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9%,其中,城市上涨3.3%,农村上涨4.8%。农民购买力低,但农村物价上涨却高于城市,是不正常的。农村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日用消费品,不合格率高、假冒伪劣问题较为严重,销售渠道混乱,严重危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一些地方行政管理乱收费的现象,加重交易双方负担。要规范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管理,净化市场环境,建立有效的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农村日用工业消费品市场要以扩大连锁经营、重点加强便民设施建设为主,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商品消费品分销渠道,发展销售代理制等营销方式,方便农村居民消费,提高农村市场的运作效率。
记者:“优化农业结构增收”又怎样理解?
韩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供给不能指望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尤其是口粮,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主线。根据我国农业资源利用和农产品供求的现状,应在继续发展种植业的同时,加快林业和畜牧水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在大农业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力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推动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形成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加大对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发挥比较优势,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
记者:在大多数省份相继宣布取消农业税后,从当前看,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空间还有多大?今后政策重心应该放在哪里?
韩俊: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关键阶段,应该说,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空间还很大。我认为,应该把握好三点:一是应当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大幅度地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要大幅度向“三农”倾斜,重点支持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二是城镇化的推进一定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要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应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城市的财政支出和各种公共服务不能仅考虑城市户籍人口的需要,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而且,在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过程中,要维护好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土地征用应当有利于富裕农民,而不是造成大批农民失地失业;应当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扩大社会不公。三是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银行大量收缩在农村地区的机构网点,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功能趋于弱化。农业发展银行功能单一,农村政策金融功能不全。农村吸收的资金流到城市的规模平均每年高大700―800亿元。在各大商业银行纷纷撤出农村以后,仅靠农村信用社系统的信贷实力,无力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滞后是农村发展面临的两个重大制约。必须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