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童年时就接触线装书,不过都是很简陋的线装书,有蒙学书,也有较深一点的旧籍如《左传句读》之类,纸的质地是不太好的竹纸,封面用的较厚的粗纸,有的有题签,有的无题签。有的有函套,也多是纸做的,最好的也不过是扫叶山房的廉价本。我祖父有一种理论,是要先用坏版本的线装书,才知道好版本得之不易,更可以用好本子来校
我真正喜爱线装书,大约在入高中以后。国文老师谢国捷先生家富藏书,我常到他家借读线装书,大多是好版本,真让人感到书香味道,引发我常想自己也该有点藏书,以为只有这样,才像个读书人。于是经常逛旧书店、旧书摊,随时买些自认为该买的书,但一定买线装书。我买的线装书,主要是史部和子部,其次是集部,经部书除了《十三经注疏》和《四书集注》等基本书以外,很少买这类书。史部已有竹简斋本的前四史和清乾嘉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的史学专著。我的藏书标准是名人名著和自己喜欢读的书,我喜欢明清人的著作,尤其是清代学者的著作。我曾藏有明代公安、竟陵派诸人的集子,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桐城、阳湖派作家的文集,《缀白裘》、画论、书话、年谱、传记以及笔记说部等等,逐年购进一些,到了大学毕业,已积累近两千册。天津解放的第二年,我被导师范文澜教授介绍到南开大学任助教,当时旧籍很便宜,我立意想买一整套二十四史,于是节衣缩食,再加上点小稿费,积蓄已与流行价格所差无几,经时任图书馆馆长冯柳漪教授中介,我终于得到一整套廉价的带箱子的五洲同文版二十四史,拼起来成一方形,安置在一面墙下,也颇为我简陋的书斋增添了几分亮色。这样一次性地增添六七百册线装书的事情,一生只有这一次,很值得纪念。
我对我的线装书十分喜爱而珍惜,卷角的必抚平,脱线的必重订,破损的必粘补,其中有一次大的修补工程。我藏有一部湛贻堂刊行的《廿二史?记》,从高中毕业那年购进时认真通读一遍后,一直没有再翻读过,十几年后,重新翻读时,发现卷三十二,三十三全被蠹虫损伤。很多人都知道蠹虫是自上而下蚕食,越到下面损伤面越大,我很惋惜,又一时找不到修补处,于是决定自己动手。我把这两卷书拆开,页页铺平压好,又在书箱中找到与原书纸质相近的纸,按原页略小,一一衬托,用花椒水调好薄薄浆糊,细心粘贴,把破口衔接处轻轻推平,磨合成一体,再用重物压一昼夜,除个别处少加粘补压平外,都与原破损处衔接。我又向图书馆借来相同版本,影写缺字,添画格线,整旧如旧,颇有“虽不中不远矣”的良好感觉 至今偶一翻阅,犹暗自得意！
我时常自诩有这样一小批线装藏书,再加上几千册平装书,也称得上是“藏万卷人家”了。但人生难得永远平顺,我的线装书终于遭到了无法逃避的劫难。1966年一个炎热的下午,一群年轻后生闯进我家,声言“扫四旧”而且自称按最高指示办事。他们卷走了我收藏的书画、唱盘和集邮画册外,主攻方向是我的线装书。这伙勇士们首先看中倚墙而立的那套二十四史,争先恐后地把一箱箱书倒在地上,把小木箱摔砸成木片,架在一起点火。樟木易燃,火势熊熊,整抱的史书一次次抛到火堆上,我只能痴痴地在旁垂手而立,不敢乱说乱动。书箱和书多少年来像亲兄弟那样相依为命,从未分离,我呆呆地看着火势,内心悲切地目送这些朝夕相处的亲兄弟同归于尽。我忽地想到“煮豆燃豆箕”的故事,虽然这不是书箱对史书的“相煎何太急”,但仍然隐约地听到若断若续的“烧书燃书箱,书在火上泣”的呻吟。勇士们把其他线装书也以化私为公的名义用板车拉走,把剩下的二十四史一股脑儿推在火堆上,便得胜还朝般地扬长而去。他们不知道,线装书压多了就不起火苗,所以最后一压,火息烟起,我急从余烬中抢救一些未燃尽的书,像从死亡边缘上抢救出垂危者那样庆幸。一经整理,还残余几十册,约是全套书的十分之一,其中《史记》还是完整的 屋里的平装书也被勇士们从书架上胡乱扔在地下成堆,不料书堆下也压着一部分线装书;后来发还查抄物资时,我又收回象征性的几十册,总共有百余册之谱,这就是我劫余后的线装书总数。历尽人间沧桑,何物不可付之烟云！
近年,又陆续搜求到一些重印旧版线装书和新线装书,但为数甚微。又加以近年线装书已进入拍卖市场,当非我辈工薪收入者所能企及。要想恢复旧观,恐非余年所能实现,只能以笔墨记其既往,聊作追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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