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曾拜见季羡林先生，就翻译问题向他讨教。那次谈话的内容后来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为题发表在1998年《译林》第四期上。最近翻阅《光明日报》，无意间看见了李景端先生《听季羡林先生谈翻译》的文章。细读之后，颇有些感慨，有些话觉得不能不说。
感慨之一，是在季老与李景端先生的谈话中，
“翻译对于促进人类文化的交流，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英国的汤因比说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本人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问题是，既然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那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延续不断一直存在到今天呢？我想，这里面是因为翻译在起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若拿河流来作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老对翻译的这一认识是在对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点考察基础上得出的。谈翻译问题，必须要从提高对翻译问题的认识开始。不然，谈不到点子上。
感慨之二，是季老对翻译现状和症结所在看得准而又准，但问题却总是悬而未决。十几年前，针对翻译质量问题，季先生就在《书与人》杂志发表文章，对当时翻译界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用了“危机”两个字要大家重视。他认为，翻译可以在文化交流中起大作用，但作用可以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要看翻译本身能否站得住脚。翻译首先有个道德的问题，有个风气的问题。翻译什么？怎么翻译？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在与笔者谈翻译问题时，季老说“我们要选择翻译对我们中华文明有益的东西，还要把我们中华文明的精华介绍出去。现在的翻译风气不好，有的翻译很不负责任。曾经有一位同志，把他翻译的东西给我看，中文倒还不错，可一对原文，问题太大了，许多原文都没有读懂。理解错了，匆匆翻译过来，会有什么效果？这种翻译态度应该批评，现在看来，翻译界这种情况不是少数，几乎成了一种风气，对原文不负责任，怎么能对读者负责任呢？这是一种欺骗。从文化交流方面来看，把别人的东西都介绍错了，这怎么交流？所以我说这样下去，是一种危机，必须注意。”要解决这种危机，翻译界本身要“自省”，出版界要“把关”，社会各界要“关心”。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健康的批评风气，翻译危机看来很难克服。
感慨之三，是我们国家现行的语言政策、外语教育指导思想和翻译学科的设置，很难造就季老所说的“职业翻译家”队伍。我知道，季老提出设立“国家翻译奖”，不是目的，他看重的是其象征意义，是想借此形成一种“理解翻译、尊重翻译”的良好的社会氛围。实际上，我们国家目前的“全民学英语”和“把英语等同于外语”的指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很不利于“翻译人才”的培养。季先生提出的“翻译产生态平衡”的观点，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确实应该注意到，目前，某些国家以强大的经济势力为基础，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在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谋求强势文化的地位，甚至表现出十足的“文化霸权主义”。在这一方面，“英语”的日益国际化看似为交流提供了某种便利，但实际上是在削弱着处在弱势地位的一些民族文化。殊不知一个民族语言的丧失，便意味着其文化的消亡。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不能以牺牲民族语言为代价，仅仅“用英语”去谋求与外部世界的交流。相反，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要坚持使用与发扬中国语言，同时，培养更多的翻译人才来满足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学科的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
“听季羡林先生谈翻译”，我们应该想到的，恐怕不能限于翻译本身，它事关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事关中华文明的发展，事关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文化是否能闪耀更为灿烂的光辉。有了对翻译问题如此的定位，季老提出的解决翻译问题的一些对策，如“设立国家翻译奖”，制定翻译规划、翻译政策，加强翻译教学与翻译队伍建设，以及规范翻译市场管理等等，也许才有可能慢慢得到重视和逐步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