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30日，我领取了驾照。按规定应该在2003年12月30日前一个月去指定机构对驾照进行“审验”。由于我平时并不驾车，加上年尾年初的忙乱，一时竟忘了去审验驾照。还是家里“掌舵”的妻子提醒，元旦假日一过，我便到某车管所办理审验。一位20多岁的女工作人员从我递过的驾照中抽出牡丹卡，插入机器，熟练地在电
我自知理亏，可也正是因为理亏，我在准备办理审验前还专门查了相关规定，其中确有对不按期进行驾照审验者要“罚款50元―100元人民币”的条文。据此，我问那位工作人员为什么是100元而不是50元，如果刚过几天的罚款额度就是100元，那么50元的杠杠该划到哪些人头上？接下来的场景，我们可谓司空见惯：那位工作人员如处无人之境，不再多说一句话。我迅速地计算了一下：办理一次审验的费用是5元人民币，被罚款100元，就等于多交了20次审验费，按照两年审验一次间隔，就等于交了40年的审验费！40年后，且不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能在哪儿，只是以耄耋之年那把年纪，还驾什么车呀！然而，如果我选择行政复议，赢不赢另说，再搭进去金钱、时间和精力，那不是等于给自己“加刑”嘛――40年还嫌少么……。我知道，我的这些考虑自然也是那位工作人员坚不开口的“底蕴”所在。
不知道有多少人与我的上述经历相同。不过，下面这件事却与每个北京市民相关。新华社的一则消息称，“两会”期间，北京市长王岐山曾感慨“服务型政府最怕是‘数字不清，情况不明’”。感慨的因由是北京市原定在2004年实行的阶梯式水费收取办法，因居民现用水表不能定时计量而作罢。因为“全北京约400家查表公司，如果排查居民现有的水表，一年能查一轮就不错了”。与此相近的例子是去年北京市取消了自行车税。这个税种，无论从征收的技术上来讲，还是从征收的成本与收益来看，都不甚划算。“如果基础细节出了问题，就别谈什么服务型政府。”王岐山市长如是说。诚哉斯言。
其实，服务型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起“否决”作用的不应该仅仅是“技术”，更应该是“道理”。是不是所有技术条件允许的收费就都可以设项收费呢？又说驾照，如果仍然像以往那样每年一审的话，那么，面对平均每月几十万、每天几万的审验者，审验机构就是24小时工作，怕是也忙不过来。所谓“忙不过来”，这也正是审验机构面临的一个通不过去的技术上的“硬瓶颈”。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技术条件如何，而在于进行这种审验的道理如何。我们看到，重要的如居民身份证，也没有隔三差五就要被“审验”一回的道理。况且，驾照的证号与身份证号完全相同，任何身份上的变动，要做到与驾照联动，在当下的计算机联网时代，只是动一动手指头的事。
说到底，服务型政府的本质特征就是服务。既为服务，就会有成本与价格。政府服务所投入的成本，实际上来自纳税款。因此，政府所提供的绝大多数服务，是服务对象已预先付过购买费用的，再利用服务来收费，其实质就是向服务对象“二次征税”。前几日，北京市取消了十几项行政收费项目，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必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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