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从假说开始的

访谈嘉宾：

徐杰舜广西民族学院教授
葛兆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范可南京大学教授

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

葛兆光：那些我们所推崇的大师，实际上他们留下来的许多具体研究，现在对我们已经不太重要，但是，他们在做这些具体研究时所提出来的那个范式，却很重要。比如说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也许并不很新鲜，但是，他用了这个“两重证据法”的命名，就提供了一个框架，一个方法，一个平台，让你去重新看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再比如说胡适，我自己做过禅宗史的研究，我就知道胡适做的禅宗史研究，具体问题上很多都有疑问，但是，我必须说胡适开创的那一套方法，以及他方法背后的那一套假设，至今仍然是我们要跟着走的，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又比如我们讲陈寅恪，很多具体研究都有人重新做了，包括黄永年先生，一些方面都推翻了他的具体结论，可是，没有人能够改变陈寅恪用种族、文化和政治来分析中古史的框架，人们还得在他的延长线上走，这就是陈寅恪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们去讨论余英时的新书《朱熹的历史世界》，很多人很佩服从陈寅恪到余英时这样的学者，他们历史资料很丰富，研究很细致，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历史研究里面，其实想像力是很重要的，没有想像力的人，往往不能提出一个假说，让大家都跟着你做，而且也不能使历史资料的断烂欠缺得到补足，使历史资料的伪装被剥掉，这个是很重要的。

杨念群：我觉得葛老师刚才的思路是对的，我就接着这个思路来说。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想像力本身的丰富性、丰富程度可能要远远大于仅仅用自然科学的比较规范性的东西操作所得出的结果。这样我想可能是带有人文色彩的东西与自然科学的东西相区别的重要因素。2002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感觉，就是现在历史学所用的方法其实都是其他学科用的方法。

怎么样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变？其中有一个大家提到最多的问题：即社会科学入史的问题。就是社会科学进入历史学之后，或者进入到一个史学的框架里来，对历史学的作用到底在哪里？这里就涉及想像力的进入的问题，还有就是“范式”在史学里如何定位？我前几年提出的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范式”转换受各种社会科学的影响很大，那么我们到底如何建立起“范式”和想象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可操作的方法或相对来说大家能使用的方法。后来我就提出了“中层理论”。一方面要排斥大的叙事对我们的主观的、霸权的支配。所以要回到经验研究的状态中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完全把历史对象化，认为你的研究是完全客观的东西，其实这里还带有主观介入的状态。“中层”概念介于两者之间，不断地积累一些中层的概念，来回避大的叙事对历史过程的干预，同时又避免那种绝对的琐碎方式或状态。我觉得“中层”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建立想象和“范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只能通过“中层”这样的一种经验才能获得。

范可：假说并不完全是自然科学的，它是从英文两个词过来的，这两个词很不一样：一个叫assumption，一个叫hy pothesis。Hypothesis是完全自然科学的，你提出一个假设后，你必须从实验室里得到验证，即所谓hypothesistest。一组相互关联的假设被验证是可以成立的话，那理论就出来了。Assumption是指某种既定的、你认为是无须验证的一种陈述，或者一种argument。比如在中世纪，进化论出现之前，“神创论”本身就是一种assumption，它是任何讨论的前提。

进化论本身也是一个assumption，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说他是科学的，那是因为我们认为科学是人类创造力和想像力的活动。从那时起，“进步”和“发展”就成为思想界和知识界的一个关键用语。后来人类学出现了传播论，这是对文化进化这一assumption的挑战。这一理论并不反对进步的观念，但它挑战文化进化论那种阶段说和单线演化的模式。这种理论很快就站不住脚。但正是因为这类涉及到起源等发生学的assumption被认为难以证明也难以推翻，功能主义研究就在人类学中出现了。但功能主义实际上也是建立在一种assumption之上，即认为社会文化是一个互为关联的整体，各个部分的功能都是互为影响的，因此，一个部分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但这还不是hypothesis。

徐杰舜：社会科学无论从一门学科还是从总体上来讲都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它的理论框架，一个是它的方法。

我觉得假说这个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方法。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你没有主观从客观提出来，你怎么形成你的理论。人类学在历史发展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假说的不断发展。把人类学发展的历史回到假说上去解释，可能是一个新的视角，这个新的视角启发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发挥我们的创造力，能够激发我们的原创性，能够使我们对我们眼见到的大量的材料、资料，无论是文献的还是田野的来进行提炼。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研究，如果把我们的有些学科的发展的历史用假说这个东西来回顾一下，梳理一下，未尝不可，未尝不是一个好事情。

任何时候范式都是一个聚光灯

葛兆光：我觉得要把所谓预设或假设稍稍分开来。应该分成三步。第一个，在你研究一个问题之前，会先有一个预设。这个预设存在心里面，不一定说出来，但是它始终支配着研究的取舍。这是第一个环节，这个只是预设，预设还不是范型，只是研究之前心底里的一个假设，一个疑问，一个冲动。某一个预设得到证明，被做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东西以后，它就成了范型或者模式，范型或者模式是时尚，是有诱惑力的，它好像给人指出了一个新方向和新风气，会让后来的人跟着走。这就是第二个环节。它给大家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样式。

这个模式出来以后，在一定的时候，它就变成刚才范先生讲的那个，它就变成不好的东西了，恰恰是它变成不好的东西的时候，第三个环节就出现了，就是说，它变成常识和制度了，大家都跟着跑。这三个环节里面，我们不能说它都是好的，它有它的问题。就是说，你得分清在不同语境里它有不同的后果。最难的是第三个环节。它的好处是，当一个成功的范例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大家见贤思齐以后，大家都跟着走，整个过去的样式都改变了。但是不好的地方是，大家都一二一跟着走。任何时候一个范式都是一个聚光灯，聚光灯照到哪一块哪一块亮，照不到的地方它就是黑的。也就是说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这个范式，这个假设，都起作用了，可别的东西都给抛弃了。

范可：按照托马斯・库恩的说法，范式本身也会限制学术的发展，会限制人的想像力。因为大家都跟着走之后，就有了一个怎么创新的问题，你怎么来发现新的问题。而且，范型出现后会自然而然对其他东西排斥，不合范型的研究和问题会被他视为不正统不规范的东西。库恩的东西和克利福德・格尔兹的相对主义如所谓的“地方知识”，当然还有其他的理论，实际上导致了后来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兴起。徐杰舜：所以它成了传统观念的时候，需要别人决裂它，才能进一步前进，这时候它就成了一种障碍，成为一种新的预设、范式批判的靶子。这时候我批判它，怎么批判，是不是要回到预设，它出现的问题，是不是要追根追到预设？就是说它这个东西不好了，而且发现它这个不好的面把它最初的好的面都给遮盖了。葛兆光：这个就是波普尔的假设、证伪，再假设、再证伪。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问题

杨念群：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刚才兆光兄也说到不可说的那部分，怎么把它作为范式纳入到一个可操作的层面。我就想起那时侯讨论所谓规范化，就是要讲学术规范还是要讲思想。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太随意，提出的一些东西不具有范式的意义。但是到了90年代大家都特别提倡，这里就有一个争论：到底是思想规范，还是规范思想；还是思想里有规范，规范里有思想。得从两个层次上来谈这个问题，一个层次就是说你有些东西是可以规范的，或者按照规范的逻辑和线索进行归纳；但是那些不可规范的部分，怎么样来保持它的生存空间，我觉得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有些90年代的所谓规范化的东西现在已经被制度化，变成了常识。比如说基本的注释，基本的对社会科学的所谓规则的遵守。葛兆光：我又要讲你超前了。现在很多人都还缺少这些保证学术底线的规范。

杨念群：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仅仅从范式转换的角度，或者从思想到规范的转换的角度，现在已经基本上过头了。比如一些所谓的对规范的保护的制度化的措施，现在包括各种基地对社会科学的投入，其实都是在一个所谓的程式化的层面上。就是把一个范式如何向程式花推进，变成一种制度化的东西，我觉得现在已经开始过头了。

徐杰舜：讲到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搞学术现在也是计划经济。一个学科要发展，就要经过这个规律，它要循环下去，是恶性的循环还是良性的循环？要是良性的循环就要突破。所以我觉得假说的发展也是一种历史，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样使每一个社会学科能够不断地前进，而不要使它僵化，不要使它变成一种刻板的僵化的东西。

葛兆光：我在十年前就讲过一句话：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

范可：几乎所有的概念都是外来的。

葛兆光：就像我们所讲的，大家都很像，标标准准地像，像了以后呢，就完全没有生命力了。因为你要不像，人家说你是个怪物，但是等到你这个怪物变成标准人的时候，大概你这个学科就变坏了。可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都觉得吃现成饭挺好的。

范可：我们大学的教学大纲的规定就不太合理，它不会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或者思考的多样性。我们的大纲是必修课排得非常多，学生几乎没有余力来选修其他课程。而且必修课有许多是大而无当的课程，以社会学系为例，都是什么什么社会学。

杨念群：我们现在应该反思，这个东西被程式化后我们怎么办？或者出现了一些后果，以及对这个后果进行一些批判性的反思。一旦范式化的话，你必然有一个表述，比如按教材，按课程，按这样的方式走，大家遵守之后就变成了一个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悖论，越按这个走，对不可说的部分排斥性越强，这等于你只是代表了规范了的可言说的部分，但是你不可言说的天赋、悟性和想象被扼杀掉了。我觉得现在整个制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向可以往这方面推。

葛兆光：我这些年一直都非常关心教科书，我就觉得教科书的影响太厉害了。因为教科书不只是一种范式，一种模式的凝固性表达。而且它通过考试制度，通过选拔制度，对人的控制太厉害了。再加上大学课程的设置，这一套东西太可怕了。我们现在许多大学者不很喜欢关心这些很小的、很低等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为什么化大力气去写那些普及型的教科书啊，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去改变。我们在这里谈的，大都是学者的所谓高深的学问，预设啦、范式啦，其实也应该去讨论那些已经被凝固、变成常识和制度、影响下一代的那些东西。

范可：福柯曾经说过，任何东西一旦普遍化成为常识，那也就有power了。葛兆光：就是那个不可说，不需要说的那部分，古人叫做“如柴盐蔬食，日用而不知”。

范可：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小学教科书。

葛兆光：比如说你去分析高考的考试卷子。我有一次看一份历史卷子，说这个鸦片战争以后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下面列了四个答案，要我的感觉，这四个都对呀。可是它只有一个对。也就是说，本来有四个可能性的理解，就变成了只有一个，这一个就规定了所有中学生的思考。

徐杰舜：我觉得这是两头的问题，一头是源，学科要发展，思想要发展，这是源；另外一头是尾，是结果，无论是教科书也好，其他的东西也好。如果仅仅抓住这个尾，这个没办法发展，我们的思想也没办法发展。要发展思想，发展学问，发展我们的创造力，抓源更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提出假说这样一个命题，把我们的学科按假说的思路梳理一下。